今年5月以來，面對再次飆升的房價，南京市首開地方政府動用行政手段調控房價先河，對商品住宅實施以“政府指導價”為核心的價格監管制度：核準基準價、限定利潤率、規定最高漲幅5％……這一措施出臺一個月，引發各界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詳見今日A15版）

    作為即時性的短期性措施，南京市政府此次“對房價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無疑是有著“地方政府介入房價調控”的“第一個吃螃蟹”的積極意義。在房價調控中，市場之手和行政之手的推動到底孰先孰后、孰輕孰重，應該各自占據多大的百分比和分量，才能實現資源的優質整合和利用，為公眾謀福，只有在不斷地摸索和探索中才能漸趨理性和平衡。
    具體在南京市政府的此次行動上，從調控形式上看，“政府指導價”（基準價）的給出，以及普通商品住宅利潤率、開發商最高加價幅度等的限定，即便不能在短期內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更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房價調控和房地產市場中的所有問題，但作為一種即時性的短期性措施，它起碼可能在穩固房價“朝三暮四”的漲價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部分房地產商“一天之內漲兩三次價”的荒唐把戲。
    所以在筆者看來，南京市政府此次介入房價調控，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和任何初期性的地方性行政措施一樣，因為規則的不完善不健全，以及對市場實際整體性把握的欠缺，遭遇房地產商積極或消極的對抗，已是在所難免；造成調控的“失靈”，甚至說是出現小范圍的謬誤，更需要公眾的理解，及時指出與糾偏。
    作為一項即時性的短期性措施，誠如報道中有關業內人士指出的那樣：房價調控還要關注其可持續性，尋求長期的治本之道。目前的政策在抑制短期炒作、遏制過快上漲方面，是必要的、有效的，但從長期來說，還是要著眼于增加有效供給、滿足居住需求。一是增加土地供給，二是平衡目前畸形的房價收入比，增加居民有效收入。
    與此同時筆者的一個善意的提醒就是，地方政府介入房價調控，更需要地方政府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與協調：部門間小集團化的利益競爭，以及相互間的內耗與不信任，必將損害行政部門在房價調控中的公信力，影響到調控的實際效果，為地方政府在房價調控中的介入設置不必要的“內部”障礙，進而影響到“地方政府介入房價調控”這一整體性良性措施的示范與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