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在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對重點用能單位和污染源要加強經常監督，對惡意排污行為實行重罰，嚴重的要追究刑事責任。那么，治理水污染如何突破治污法規嚴重滯后這道坎呢？
　　國務院近日印發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該《方案》中具體提出，按照補償治理成本原則，提高排污單位排污費征收標準，將二氧化硫排污費由目前的每公斤0.63元分三年提高到每公斤1.26元。同時，全面開征城市污水處理費并提高收費標準，噸水平均收費標準原則上不低于 0.8元。
　　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提供的情況顯示，目前中國污水處理率和污水處理費嚴重偏低，３６個大中城市污水處理率只有５５％，征收的污水處理費平均每噸０．６７元，僅相當于處理成本的６７％。其他６００多座城市大多數沒有建污水處理廠，許多城市沒有征收污水處理費。

法規滯后　污染者責任難認定

　　進入5月以來，太湖藍藻提前爆發，被太湖滋養了千百年的江蘇無錫，以一場嚴重的用水危機，再次敲響了我國水環境危機的警鐘。
　　沱江污染、松花江污染、北江污染……我國近年發生的污染事件多次刺痛我們的神經。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稱，從2001年到2004年，全國共發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
　　在環保人士看來，所有大規模的水污染幾乎都由工業污染造成。比較一下松花江水污染與廣東北江污染，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企業行為導致污染；企業都是臨江而建；都是江河的下游城市受害、停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勁表示，就一般的環境污染案件而言，在污染物質較多的情況下，責任人是很難認定的。即使確定了污染物質，但排污企業又眾多，仍很難認定他們之間的責任。有的企業達標排污但排污量很大，有的企業達標排污量很小，有的企業經常超標排污，它們的污染物聚集起來造成了污染，這些企業之間責任如何分配就成了難題。按連帶責任的話，對那些達標排污的企業就不公平；要按按份額責任的話，每個企業之間的責任份額很難確定。
　　但是，汪勁認為，在我國水污染防治方面，法律并不禁止超標排污，只需交納超標排污費即可。而通常這種排污費低于這個企業治理排污的成本，企業便寧愿超標排污了。而且，在個別情況下，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一些企業甚至不交納超標排污費。這種具有主觀過失的超標排污行為，遠比無過失責任要嚴重。“同時，水污染存在跨流域的問題，上游和下游的不同主管部門容易推卸責任。”

守法成本高　致污染者“屢罰屢排”

　　一邊治理，一邊污染。困擾我國環境保護的這一怪圈，使一些企業形成“寧可受罰也不愿治污”的行為習慣，甚至出現“屢罰屢排”的不法行徑。
　　以吉林省牛河水污染事件為例，肇事者長白山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曾多次偷排污染物。而按照目前的法律政策，“向水體排放劇毒廢液，或者將含有汞、鎘、砷、鉻、氰化物、黃磷等可溶性劇毒廢渣向水體排放、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可以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也就是說，即便被環保部門抓到了，這家企業被罰款的額度最多就是 10萬元。而據專家介紹，這樣規模的一家企業，治理成本一年下來肯定不止10萬元。所以在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誘惑下，企業會一次次鋌而走險。
　　再者，根據現有的法律，如果企業的排污行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但是最高不得超過100萬元”。成都川化集團造成的四川沱江特大污染事件，造成經濟損失約2億元。但是最后罰款和賠償共約1200萬。污染環境的代價低，正是企業不重視環保的癥結所在。
　　與違法成本低相對應的，是守法成本過高。一是治污設施建設和運行成本高。以污水處理為例，造紙行業一套日處理能力為150噸的堿回收工程需投資近億元，運行費用可占其銷售總收入的10％以上。如此巨額投資，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是不太情愿付出的；二是遍布全國的成千上萬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和技術限制等因素，污染治理成本已遠高于其可能獲得的經濟效益。

破水污染困局　亟須“加大懲治力度”

　　既然違法者占便宜，守法者會吃虧，這就帶出一個嚴重的問題：誰還守法呢？針對環保領域諸多違法違規行為禁而不止的現象，“加大懲治力度”似乎成了唯一選擇。
　　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要增強法律剛性。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提出，法律法規的滯后性，造成了所規定的處罰金額與現行經濟生活水平的不相適應。如果相對于違法者所取得的高額利潤來說，處罰金額微不足道，就無法起到應有的懲戒作用。
　　事實上，不僅僅是“罰款”的問題，環境執法還要超越“權力”、“政策”這兩道坎。
　　依據法律規定，對環境質量負責的是地方政府。如何突破地方保護主義是道坎。
　　劉明俊律師認為，政策導向限制了企業的治污積極性。他介紹說，環保產品與普通產品相比，在國家稅收上沒有優惠，讓企業自掏腰包為“環保”埋單，這無疑限制了企業的治污積極性。同時，在行政管理上的限期治理制度中，決定部門是政府而非環保部門，于是某些政府出于經濟發展考慮，對于限期治理后還不達標的企業并不責令停業或者關閉。
　　基于此，專家建議，我國應將環境建設與環境執法分開，把環境建設任務交給地方各級政府，環保部門則專心履行執法職能，依法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國家還應加大對環保部門的財政投入，保證執法經費和執法人員的工資，減少環保部門對地方財政的依賴，讓執法者“挺起腰桿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