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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12 作者：張貴峰 來源:解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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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剩余勞動力遠沒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
讀到上述新聞，想起了此前另一份預測勞動力走勢的文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勞動發展規劃綱要》預測，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將達到8.3億人，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5000萬人，而就業崗位預計只能新增4000萬，缺口1000萬；因此，“未來五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將存在”。
兩份預測顯然存在矛盾，究竟孰對孰錯呢？筆者的看法是，站在不同角度，其實都不錯。兩者對“勞動力”的分析，前者著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者是“全國勞動力總量”。此不同意味著，“勞動力短缺”預測，主要針對的是“廉價勞動力”意義上的或者說結構失衡條件下的短缺。“廉價”當然就是工資、福利以及勞動保障水平的低廉，而相應的“勞動”，眾所周知，則是那些以“粗、笨、累”為特色，一般勞動力不愿也不屑為的辛苦勞動（否則，“民工荒”何以會與就業難并存）。
可見，以“農村剩余”為表征的勞動力短缺，實質是一種權利配置導致的結構性短缺：比如，平等博弈或爭取更有利勞動待遇權利的短缺。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昨天媒體上的一則新聞：上海市規定：“一線職工未增加工資的，經營者工資也不能增加”———政府能出臺這樣的規定當然是好事，但反過來也證明了一個尷尬現實：當前“一線職工”實際是缺乏工資上的要價能力和權利的。
進一步看，此種權利短缺還有許多內容，如平等教育、自由遷徙、醫療健康等等權利。以教育權為例，作為一種確保社會起點公平、社會成員通暢流動上升的元權利，教育權對于改善和提升勞動力內在素質和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當前的現實卻是，以農村剩余為代表的大量普通社會勞動力，并沒有充分獲得這樣的權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出現短缺，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對于企業而言，這有助于他們珍惜和善用勞動力資源，推動產業升級；對于政府，其價值在于警示了這樣的道理：過分依賴廉價剩余勞動力的經濟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低素質的，而維護這樣的勞動力和諧，不能只是供求數量平衡上的，更應該是內在結構———社會權利配置均衡意義上的。
近日，著名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布的《200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的競爭力排名第15位，首次超過了中國臺灣地區。
這讓人想起去年的一條新聞：總部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去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國的排名從前年的第48位降到第54位，掉在排名上升、位列第43名的印度之后。
一前一后兩個評估，何以有如此大的差異？國內媒體一篇報道揭示了個中“奧秘”：瑞士洛桑評估主要依據統計數據，相對“比較客觀”；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主要依據問卷調查，“硬數據指標”所占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
那么，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只看重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排名評估，為之沾沾自喜，而對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心存塊壘，不屑一顧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這不但因為，任何排名，無論依據多么嚴密，要做到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更因為，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擁有包括全球1000多家頂級公司成員，是世界公認的權威性機構。其“主觀反映”，不僅代表著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揭示了統計數據無法描述的競爭力軟實力。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指出：“中國在中學和高等教育上的入學率按照國際標準仍然很低。體制環境中各個組成部分仍需進一步改善，同時也要保護司法獨立性。”中國名次降低“主要是因為腐敗、買方成熟度的評估水平低，以及對勞資關系的擔心”。這樣的解釋，雖不盡符合我們的自我認定，但多少點中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害問題。以導致排名降低的首要原因腐敗來說，腐敗對競爭力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官員的腐敗，導致經濟決策失誤；教育腐敗導致人才和勞動力水平降低；商業賄賂使市場經濟秩序、公正公平原則遭到破壞；學術腐敗降低了科研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削弱經濟發展的后勁。
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時期，也處于一個經濟與社會矛盾激化的時代。面對不同排名，中國需要保持一份清醒：不為一時“排名”所累，要通過這樣的“排名”，看清差距，找準定位，摸準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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