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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2 作者:張貴峰 來源:解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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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剩余勞動力遠沒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 讀到上述新聞,想起了此前另一份預測勞動力走勢的文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勞動發展規劃綱要》預測,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將達到8.3億人,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5000萬人,而就業崗位預計只能新增4000萬,缺口1000萬;因此,“未來五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將存在”。 兩份預測顯然存在矛盾,究竟孰對孰錯呢?筆者的看法是,站在不同角度,其實都不錯。兩者對“勞動力”的分析,前者著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者是“全國勞動力總量”。此不同意味著,“勞動力短缺”預測,主要針對的是“廉價勞動力”意義上的或者說結構失衡條件下的短缺。“廉價”當然就是工資、福利以及勞動保障水平的低廉,而相應的“勞動”,眾所周知,則是那些以“粗、笨、累”為特色,一般勞動力不愿也不屑為的辛苦勞動(否則,“民工荒”何以會與就業難并存)。 可見,以“農村剩余”為表征的勞動力短缺,實質是一種權利配置導致的結構性短缺:比如,平等博弈或爭取更有利勞動待遇權利的短缺。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昨天媒體上的一則新聞:上海市規定:“一線職工未增加工資的,經營者工資也不能增加”———政府能出臺這樣的規定當然是好事,但反過來也證明了一個尷尬現實:當前“一線職工”實際是缺乏工資上的要價能力和權利的。 進一步看,此種權利短缺還有許多內容,如平等教育、自由遷徙、醫療健康等等權利。以教育權為例,作為一種確保社會起點公平、社會成員通暢流動上升的元權利,教育權對于改善和提升勞動力內在素質和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當前的現實卻是,以農村剩余為代表的大量普通社會勞動力,并沒有充分獲得這樣的權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出現短缺,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對于企業而言,這有助于他們珍惜和善用勞動力資源,推動產業升級;對于政府,其價值在于警示了這樣的道理:過分依賴廉價剩余勞動力的經濟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低素質的,而維護這樣的勞動力和諧,不能只是供求數量平衡上的,更應該是內在結構———社會權利配置均衡意義上的。 近日,著名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布的《200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的競爭力排名第15位,首次超過了中國臺灣地區。 這讓人想起去年的一條新聞:總部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去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國的排名從前年的第48位降到第54位,掉在排名上升、位列第43名的印度之后。 一前一后兩個評估,何以有如此大的差異?國內媒體一篇報道揭示了個中“奧秘”:瑞士洛桑評估主要依據統計數據,相對“比較客觀”;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主要依據問卷調查,“硬數據指標”所占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 那么,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只看重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排名評估,為之沾沾自喜,而對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心存塊壘,不屑一顧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這不但因為,任何排名,無論依據多么嚴密,要做到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更因為,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擁有包括全球1000多家頂級公司成員,是世界公認的權威性機構。其“主觀反映”,不僅代表著中國的國際形象,也揭示了統計數據無法描述的競爭力軟實力。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指出:“中國在中學和高等教育上的入學率按照國際標準仍然很低。體制環境中各個組成部分仍需進一步改善,同時也要保護司法獨立性。”中國名次降低“主要是因為腐敗、買方成熟度的評估水平低,以及對勞資關系的擔心”。這樣的解釋,雖不盡符合我們的自我認定,但多少點中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害問題。以導致排名降低的首要原因腐敗來說,腐敗對競爭力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官員的腐敗,導致經濟決策失誤;教育腐敗導致人才和勞動力水平降低;商業賄賂使市場經濟秩序、公正公平原則遭到破壞;學術腐敗降低了科研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削弱經濟發展的后勁。 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時期,也處于一個經濟與社會矛盾激化的時代。面對不同排名,中國需要保持一份清醒:不為一時“排名”所累,要通過這樣的“排名”,看清差距,找準定位,摸準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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