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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經營報》日前報道，從2007財政年度開始，中消協全年所有的運營費用將全部從中央財政撥付的750萬元資金中支取，其實早在2005年，當全國其他省份的消協還都歸屬在當地工商局治下的時候，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就已經“突然變身”，歸屬上海市政府領導。正是這次“變身”刺激了中消協，于是才有了現在這次“全面收編”。當中國內地眾多的協會組織尚在因“社會籌資”而倍感艱難與困惑的時候，中消協卻已吃上了“皇糧”。
眾所周知，在中國目前的體制環境下，眾多維權NGO(非政府組織)的生存環境極為艱難，資金、人員難以為繼，甚至連政府的一紙批文都拿不下來，只能處于半非法的狀態下運作，其維權行動受到了太大的限制。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無法拒絕政府的這次“收編”行動：至少這個“事業單位”以后會有更大的政策空間，也可以更專心地致力于“消費風險預警”等宏觀維權工作，不必把籌款作為第一要務。此外，中消協這次如此輕易地就被收編，甚至一直在主動追求被“收編”，本身就說明其獨立性、真實影響力、與消費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都是先天不足的，因為那些真正植根于社會的民間組織及其成員是無法被“收編”的——無論在功能上，還是心理和人格上。
作為市場的補充，非政府組織首先是作為市場的一部分存在的，作為非營利組織，依循捐助法和非營利組織運作的相關法律，這些NGO依靠其獨立品格，獲得來自相關利益方的捐助。比照消費者協會的狀況，不難發現，消費者協會之所以處于難以維持的窘況，一方面是我國相關法律不完善，缺乏向市場籌集資金的規范，同時消費者協會獨立品格匱乏，缺乏在市場獲取資源的能力，因此，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政府更好的做法應該是支持消協的獨立運作，將其培養為真實、強大、獨立的民間機構。從長遠看來，收編不免喪失了在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有力的、獨立的、作用無可替代的助手。
說獨立NGO的作用是事業單位難以替代的，是因為在市場經濟中，NGO組織因其獨立于市場、也獨立于政府而被稱為第三部門，它所扮演的是一個在政府、市場與普通人民之間進行溝通的角色，在協調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關系方面起著獨特的作用：在政府與公民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追求的情況下，NGO的民間性質使其在執行那些政府與社會共同認可的政策時有著更高的效率；而在政府或企業對公共利益有所背離的情況下，NGO的存在則是對政府功能的有效監督；此外，NGO還具有智囊團、思想庫的功能，近年來政府出臺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思路就有不少來自民間組織。政府將社會第三部門收編為事業單位，其實是損失了這些方面的功能。更何況，缺乏第三部門，單純依靠政府和企業的社會，是一個權力不平衡的社會，也不利于建設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在處理政府與NGO的關系方面總是顯得不倫不類。這首先因為第三部門自身定位不清晰，并未在市場中獲得獨立的位置，以至于無法從市場獲得資源，這次事件更會讓人擔心政府會有全面收編民間組織的想法。當然，這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無論從民間組織的規模、數量上，還是從民間組織本身的意愿上(并不是所有的組織都像中消協那樣渴望成為事業單位)，所謂“收編”的代價都過于巨大。退一步來說，即使政府能夠收編現存所有的NGO組織，但卻無法收編整個社會對NGO等社會自治網絡廣泛而深刻的需求。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缺乏包括NGO在內的利益整合機制，而一味通過簡單的政治掌控，是不可能達到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對這個利益結構嚴重失衡、利益群體日益細碎化、利益沖突逐漸激化的社會來說，獨立的第三部門所起的組織化、協調、溝通等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這樣看來，只要社會需求是真實存在的，獨立NGO就不會被泯滅。西方有語：“國王死了，國王萬歲。”也就是說，國王死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無非換個國王大家再喊萬歲。而從社會的真實需求出發，“準官方”消協的死亡，必將意味著諸如“大頭奶粉受害者聯盟”、“汽車消費者協會”、“全國電器售后服務促進會”等草根消費者維權組織的誕生。其實，所謂的業主委員會，不早就承擔著房屋消費者的維權功能嗎？不過唯一值得擔心的是，有關部門也許會人為地賦予那個“事業單位”以壟斷地位，也就是說，只允許事業單位來維權，而禁止社會自發的消費維權組織的出現，若果真如此，則獨立NGO在相關領域的缺位、社會權利需求被人為壓制，遲早會累積成爆發性的社會矛盾，絕非國家之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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