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歲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藥房依據店里登記的一份“百姓缺藥登記表”到市場采購中發現，表上70％的藥品早已無人生產。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價，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正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疑難病癥專家委員會委員趙學銘所說，不論哪種藥，只要一宣布降價，不久就會在市場上消失。本為惠及大眾的降價藥還是難逃降價死的宿命。（2月11日《中國青年報》）

　　盡管，降價死的現象可以歸結為醫藥生產商、中間商、醫院的唯利是圖和貪得無厭；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們看成是市場浪潮下的經濟人，就會發現它們為社會所不恥的貪婪總是具有競爭的優勢與生存的空間。因此，在反思有關醫藥供給鏈上的部門和機構人員的道德品質時，也不能忘記審視降價政策為何阻止不了降價死的現象。事實上，從1997年到現在，一直強調降價的政策根本沒有讓百姓得到多少實惠，降價死現象早已顯示了降價藥政策的無力。
　　單純對部分藥品降價的政策之所以乏力，原因在于政策可持續性的缺失。一般而言，帶有解決問題作用的政策出臺，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已經出現和預防可能出現的問題。但是，由于客觀環境的變動性，以及調控對象的適應性，政策也應該與時俱進、不斷作出具有針對性的調整。惟有如此，本為一時之需的政策才能具有適應各個時期和階段的針對性，也才能具有可持續性。簡而言之，政策的可持續性來自其自我調整下的針對性，針對性就是政策的生命。
　　而原有的降價政策恰恰缺少約束現實情形的針對性。這種治理上的脫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其惘顧“醫藥聯姻”的現狀，忽視了簡單降價可能造成的“逆淘汰”。在醫院以藥養醫格局未能改變的前提下，由于普通患者醫療知識的匱乏，醫院將在消費環節中充當藥品的購買者和藥品的使用者。于是，利用藥品差價和回扣謀利的暗箱便得以形成。如果處于暗箱中的醫生不是清心寡欲者，回報率相對較低的降價藥無疑將被高價藥排斥出市場。
　　降價政策缺少針對性的表現除了漠視現實，還有一點就是缺少彌補漏洞的自我調整。本來，即使在“醫藥聯姻”的狀態下，如果藥品的審批和定價可以更科學些，降價政策的效果也可以部分的實現，至少在降價藥品的身上實現。但是，在某些部門膽大妄為的腐敗和原有定價體制的“喜新厭舊”下，新藥的出爐變得異常容易，而且充滿暴利。既然新藥只要添個成份、改個藥名、換個包裝，就可以獲得遠超于成本的利益，那么處于逐利狀態和買方市場的藥品生產商如何能夠做一個道德人呢？假如降價政策不顧及新藥的審批和定價，其效果自然無法實現。
　　如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趙博文說：“從1997年到2006年，政府對藥品降價次數多達19次，降價金額近400億元，其降價范圍之廣、頻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但是，由于缺乏了可持續性和針對性，降價政策未能將“醫藥聯姻”的格局和藥品審批與定價納入政策調控的范圍，其結果只能是降價即遭淘汰的“降價死”。毫無疑問，降價死的現象正在提醒著降價政策調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