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剛開始，來自各地教育主管部門的一系列“禁補令”就占據了諸多媒體的顯要位置。不過，一項對１２８００多名參與者的調查發現，５２．２％的受訪者對教育部門的“禁補令”明確表示反對，３８．６％的人無論是否收費都會鼓勵孩子利用課余時間補課。在補課這個問題上，學生、家長、老師三者之間似乎已隱約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相比之下，１４．４％“說什么也不補”的人顯然成了少數派。（《中國青年報》１月２９日）

    在學生負擔重、學習費用高被普遍詬病的語境下，“禁補令”原本應該得到好評，卻落得過半人反對的下場，筆者認為，這樣的結果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眾所周知，現在的孩子，所遭遇的學業競爭壓力之大是空前的，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初中乃至高中，最終到高考能否升學、能否進入名校，甚至能否進入北大清華這樣的頂尖名校，競爭無時無刻不在。如此慘烈的學業競爭，像滾滾而下的洪流，勢不可當，逼迫家長把更多的期待和壓力加諸孩子的身上，也逼迫孩子主動壓縮自己的自然成長空間。從教育機構和教育者乃至教育主管部門來說，評價體系的核心指標一直是升學率和名校錄取率，在教育能力和水準相對均衡的情況下，如何“挖掘”學生更多的學習時間，就成為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不二法門”。
    由此，在學生、家長、學校、老師、教育主管部門乃至社會輿論的非理性合力下，補課儼然成為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群體性社會需求。而在這種群體性需求的裹挾下，孩子們只能低著頭，心無旁騖卻又茫然無措地一路狂奔。
    也由此，盡管教育部門的“禁補令”一下再下，社會輿論對學生學業負擔過重一再呼吁，可事實上，補課依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學校明里暗里組織的各類補課、復習、輔導班，家長私下里延請老師開設的“小灶班”，以及各式各樣的家教、個別輔導，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而“禁補令”本身，也多數時候成為不得不發卻又并不準備不折不扣執行的“官樣文章”。
    一種需求一旦上升到群體性、社會性的地步，必然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現實的合理性。
    這個時候，寄希望于習慣性的“封堵思維”，指望通過一紙公文、一條禁令就能輕而易舉加以化解，無疑是蒼白無力的癡想。從這個意義上講，“禁補令”遭到過半群眾的明確反對，既宣告了“封堵思維”的失敗，也提醒有關部門應該全方位反思當今教育現狀和弊端及其深刻的社會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