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考定終身，這種現象必須改變！北京晨報消息，昨天，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談松華提出，要改變高考一次統考的現狀，把高考變為多次考試。這一觀點和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的主張不謀而合。中國教育部相關負責人稱，正在聽取各方面意見，醞釀高考改革新方案。（12月25日《北京晨報》）

　　在討論高考制度改革多年的情勢下，京滬的一些名校已經開始了自主招生的嘗試性改革。不過，這些局部的高考改革并未惠及一般公眾，反而引發地域歧視的二次爭論。如果教育部在醞釀之后果然顛覆“一考定終身”，將會給全國的考生更多的選擇學習的機會，并延及就業甚或一生命運。公眾沒有理由不對這種充滿人性化的開放式改革充滿期待。
　　2007年是中國恢復高考30周年。這30年也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和以開放心態擁抱全球化的30年。俗話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大環境變了，教育的內涵也質變到“素質教育”的層次。因而，高考制度也要從時空遞延的坐標系中由直線函數進入新的改革拐點。這些年公眾自下而上的吶喊，學者專家理性的建言，已經匯成了教育行政部門必須正視的客觀民意。教育部公開表達認知并研究討論民間呼聲，顯然是體察和重視民意之舉，值得肯定和歡迎。哪怕是表象上的，也具有矯正官民信息不對稱的效果和作用。至為要者，在公眾和輿論對教育體制弊端的不間斷批評和追問下，教育主管部門能以理性態度面對并向民間傳達建設性的高考改革意見，體現了權力和權利的平衡。這是可喜的現象。
　　人們注意到，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同時透露，未來將逐步建立起以國家統一考試為主，以多元化考試評價和多樣化選拔錄取相結合的現代高校招生考試制度。仔細推敲，這種改革取向有如下特點：
　　其一，“考”仍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內核。這是必須堅持的基礎，一方面中國建國后曾有摒棄高考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慘痛和尷尬經歷，因而棄考或所謂的“推薦”均非善策。另一方面，高考是全世界通則。就東亞而言，日韓等先進國家的高考制度競爭激烈程度和中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西方的法國和美國，高中畢業要想進入高校深造也要參加全國統一考試，法國是ＢＡＣ，美國叫作ＳＡＴ或ＡＣＴ。
　　其二，考試的“多元化”和選拔“多樣化”顛覆了“一考定終身”的模式。這是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模式，簡言之是“高考考分＋平時成績＋綜合素質”的“三合一”模式。按美國邁阿密大學教育學院黃全愈先生的解讀，所謂“綜合素質”，包括文體活動、科技活動、校內外的社會活動、個人興趣愛好、無償地“學雷鋒”、有償地工作……顯然，這種模式如果在中國實現，會使所有學子都避免“一考定終身”的遺憾。
　　不僅如此，因為“考”的存在確保了公平；因為考試的“多元化”而使考生多了選擇學習的機會，減輕了學生負擔；而“多樣化”的選拔則最大限度地解決了高分低能的現象。高考制度和世界的接軌，更有助于中國大學和世界著名大學的交流，有助于提升中國大學的水平和強化中國大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尤為先進者，這種高考制度更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素質教育的問題。
　　由此可見，這是一種利國、利民、利考生的改革，公眾樂觀以盼。
　　不過，這種擬議中的制度仍有讓人憂慮之處。一是改革何時啟動？從教育部的表態看，這項制度的改革并無明確的時間表。因而顛覆“一考定終身”的期待依然是未知數。延緩一年，中國就有數百萬考生承受“一考定終身”的煎熬，社會和家庭就會為不合理的制度承擔莫大成本。二是考試“多元化”和“多樣化”的制度需要完善的法治基礎和道德觀念去保障。若沒有機制保障，“多元化”和“多樣化”就會畸變為另一場不公平的利益分肥平臺，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三是顛覆“一考定終身”不可錯解為“多考定終身”，如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所說的“一次考試改為7次考試”。適當增加考試是必要的，但要極端到“7考”乃至更多，那就會使得考生們為考試而疲于奔波，增加學生負擔和經濟成本。顛覆“一考定終身”，應是“考”的質變而非量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