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府有關部門正在個別行業上研究抬高進入廣州生活人員的門檻，減少低素質外來人員。（據１２月１６日《信息時報》）

　　 廣州的這一論調，難免不讓人想起２００５年初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提出的“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在我看來，二者的名稱雖然不一，但在實質上卻并沒有什么不同，即大城市應拒絕低素質人口的進入。
　　 不到兩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城市，“低素質論”的此消彼長既令人震驚，又令人寒心。這樣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筆者的心頭：為什么“低素質論”每每總會甚囂塵上，成為一個城市的主流觀點？在張惟英的“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受到公眾猛烈的抨擊并迅速自生自滅之后，廣州某些自以為代表了正義的人以“低素質論”為名拒絕外來人口的進入，不能不讓所有人都從中看到了一個橫亙在城鄉交流之間的最大障礙——歧視。正是基于身份上的歧視，“低素質論”才會從一個城市消亡，又在另一個城市生長。
　　 不必再論述建立在“低素質論”之上的歧視對實現社會公平帶來的巨大危害，有關這方面的評論已經太多太多。我們更想問的是，一個城市當其需要建設時離不開所謂的“低素質人口”，當其需要服務時離不開所謂的“低素質人口”，而當其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需要公眾分享時，卻向所謂的“低素質人口”說不，這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科學觀與發展觀？這又體現出哪門子公平？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城市，也猶如一座深深的海洋，需要有不斷的活水涌入，才有一望無際波濤浩渺的襟懷與氣度。一座國際化的大城市，更應有一種包容萬物的胸襟，這既事關城市的形象，也事關城市所應肩負起的社會責任。事實上，無論于哪個角度而言，也無論基于什么樣的理由，一個城市永遠都不要拿“低素質論”作為控制城市人口的擋箭牌，因為所謂的“低素質論”，其實不過是以城市人的名義向外來人口實施的禁錮，這種“禁錮”顯然是與人口所具有的流動性的權利相悖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