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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連云港的劉先生一年前東拼西湊15萬元，原本準備為兒子購買婚房，誰知當時房價瘋漲，這筆在他看來近乎于一輩子血汗錢的“巨款”，還不夠買一套50平方米的“二手房”。經人指點他將這筆錢存為定期一年的儲蓄。好在今年下半年房價漲勢趨緩，再加上他最近又從親友手中籌借到5萬元，于是，決定從銀行取出這筆存款，當他從銀行取出這么“一大筆錢”時，才知道最后到手的利息只有2700元，被扣掉的利息稅就有600多元。已經多年沒有儲蓄習慣的劉先生心里直犯嘀咕：本來利息就夠低的了，再扣去這么一大筆利息稅，所剩的利息真是微乎其微。
事實上，與劉先生有共同感受的還有很多人，利息稅恢復征收6年來，一直在蹣跚中行進，有關利息稅存廢之爭，時下又成為焦點話題。
利息稅改革一波三折早在2005年1月中旬，有關監管部門赴滬對利息稅展開調研后，一時利息稅改革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與民眾利益直接相關的利息稅在恢復征收6年后再次成為熱點。全國政協委員、天津財經學院經貿系副主任梁燕君日前提出：年內應該取消儲蓄存款利息稅。其主要理由是，人民幣存款利率已降至建國以來的最低水平，且人民幣利率扣除通貨膨脹的指數后，已呈現出負利率的態勢，即使2004年10月底加息之后，也未能得以扭轉。再征收高達20%的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更加大了負利率的缺口。
利息稅全稱“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主要指對個人在中國境內存儲人民幣、外幣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利息稅在我國的實行可謂一波三折。建國以來，利息稅曾兩度被免征，而每一次的變革都與我國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1950年，中國頒布《利息所得稅條例》，規定對儲蓄存款征收利息稅。但因當時人均收入較低，在“社會主義沒有稅”的口號指引下，1959年停征了利息稅。其后在198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個人所得稅法和1993年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都再次把利息所得列為征稅項目。但又因為當時個人儲蓄存款數額較小、物資供應又比較緊張，故再次對利息稅做出了免征規定。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時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形勢，通貨緊縮、投資不足、消費不旺成為當時經濟的主要特征。為調控經濟、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5月1日起連續7次降低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但依然難以扭轉儲蓄存款余額持續增長的現實。1999年國家迫于通貨緊縮的經濟形勢，為鼓勵個人消費和投資、把居民存款趕到市場上來，決定恢復征收利息稅。截至今年11月1日，中國已經征收了6年的利息稅，雖然利息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比例不大，卻成為財政收入穩定的來源之一。據悉，2000年，我國的利息稅收入約為150億元，2001年279億元，2002年達到300.66億元，2003年收入約為280億元，而2004年收入為320.76億元。
利息稅，在恢復征收6年之后，再次面臨著現實抉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利息稅會讓負利率的缺口更大，調節利息稅至少對縮減負利率是有好處的，我贊同取消，而且應該早就取消。與此相呼應，不少專家認為，目前是利息稅調整的一個好時機，因為2005年是稅改的一年，將出臺相關的減稅措施，而2004年的財政收入狀況也是不錯的。調整的根源，在于與利息稅恢復之時的狀況相比，2003年以來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負利率”赫然成為現實。而這種調整在2003年底已經伴隨著“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的討論，引起爭議。
利息稅的存廢之爭早在2003年底，國家商務部結合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提出了“取消征收利息稅、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起征點”的建議。因為，在通貨緊縮的狀況下，國家希望通過開征利息稅把居民存款“趕”到市場上來；現在出現了投資大幅度增長、非典型的局部通貨膨脹的苗頭，原本賦予開征利息稅的意義似乎已經不大。就目前情況看，對于利息稅的存廢，社會上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爭議焦點就在于利息稅是否發揮了自身的作用，換言之，利息稅的征收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其中，反對方的觀點有：利息稅沒有達到刺激居民消費、拉動內需，把儲蓄趕出去的目的。2000年至2004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依然呈高揚的態勢。由于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征收，不能消除因收入差距懸殊而產生的稅負不公平現象，容易造成稅收流失。
與之相對的支持者觀點有：盡管中國居民的儲蓄意愿相對利率并不敏感，開征利息稅以來，居民儲蓄也確實依舊一路攀高，同時消費不足，但主因在于國民收入分配不均，這是僅靠取消利息稅所無法解決的。如果說當初利息稅的開征是指向抑制儲蓄、刺激消費這一單一目標，則目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承載了其他功能的實現，譬如增加財政收入、轉移財政支付等。就利息稅并未實現縮小貧富差距的情形來說，一種稅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畢竟是有限的，主要是能夠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發揮調控經濟和調節分配的作用。不要對利息稅寄予太多的厚望，它只是個人所得稅分類征收的一個小稅種，指望僅僅依靠利息稅就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是不現實的。當然，對于負利率現象完全可以采取更為靈活、彈性更大的方式予以解決。利息稅作為一個稅種，它的設定、調整、取消，不同于一般經濟政策的變更，其嚴肅性、長期性、穩定性都有著極高的程序要求，不能作為調節短期經濟的手段。
事實上，中國的高儲蓄不僅僅取決于居民的消費意愿，還與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和保障能力的低下有關，百姓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使他們不得不把養老救命的錢放在他們以為是萬無一失、惟一可放心的銀行。同時房價高企、股市低迷使眾多中低收入者缺乏投資渠道和投資熱情，這也是儲蓄不斷增加的動力之一。這些體制性的先天弊病，不能只指望對利息稅的存或廢就能得到解決，它更依賴于社會各方面的綜合協調，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多層次多渠道的投資方式，使百姓有信心、有熱情、有勇氣在“知本”時代里贏取屬于自己的財富。利息稅作為個人所得稅的一個稅種，理應納入國家稅制改革的總體部署之中。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趨勢，利息稅的改革應當采取漸進式改革方案分步進行。
利息稅調整恰逢其時目前，人民幣存款利率扣除通貨膨脹的指數后已呈現出負利率的態勢，而征收高達20%的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更進一步加大了負利率的缺口，因此，不少專家建議國家盡快取消儲蓄存款利息稅。“利息稅”作為個人所得稅的一個子項，于1999年恢復征收，在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狀況下，繼續征收下去確實沒有道理。尤其是普通工薪階層存錢多數用于孩子教育、家庭購房等項儲備。這就出現一個奇特現象：工薪階層將靠勞動所取得的收入存進銀行，提取時必須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先富與投機人群從銀行以低利息借貸了“低收入人群”的存款，并將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炒房”等資本性運作，不僅讓普通老百姓飽嘗高房價之苦，而且獲得暴利的投機者竟然可以不用交納個人所得稅，如此必然會傷及社會公平與和諧。
利息稅的主要來源是定期儲蓄存款的利息收入，而定期儲蓄的基本群體是中低收入者。
利息稅加劇負利率。從法理上看，利息稅并不是獨立存在的，這個稅種實際上應該歸到個人所得稅中去。因為利息本身就是一種收入。假如一個人收入很低，甚至在吃低保，但他也要將節余下來很少的錢存入銀行，這就要繳納利息稅。現在個人所得稅都已經調到1600元以上，如果還對所有的人收取利息稅，實際上是對個人所得稅的一種“扭曲”。目前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和4%的通脹率計算，現在的負利率水平為1.75%，這本來就是對儲戶的一種無形稅收，征收利息稅則更使廣大儲戶在實際承受著更嚴重的利益損失。
現行利息稅制不能起到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那么，如何使利息稅既能充分體現調控社會資金流動方向與配置結構，調節社會成員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緩解社會收入分配矛盾，又能充分兼顧社會成員中下收入群體的利息收入保護？專家認為其基本方向和措施主要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制定差別性的利息稅率。對一年內儲蓄利息所得收入在5000元以內的儲戶免征個人所得稅；對一年內儲蓄利息所得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儲戶，按超額八級累進制計征個人所得稅。二是建立數據信息共享系統。由央行牽頭建立全部金融機構數據聯網系統，據以匯總計算和檢查各儲戶當年的儲蓄存款利息收入所得額。三是擴大利息稅計征覆蓋面。將儲蓄存款利息、集資利息、投資分紅都列入利息稅計征的管理、檢查、監督范圍，并把利息稅代征、代繳的責任切實落到商業銀行、籌資企業。四是嚴厲查處偷逃稅行為。加強利息稅（包括儲蓄存款利息、集資利息、投資分紅）計繳情況的統計、檢查和監督，制定偷逃利息稅行為處罰標準，并嚴格貫徹執行。
利息稅改革只有從“大局觀”、“和諧觀”出發，徹底掘棄“劫貧濟富”之嫌，真正做到“讓富人、讓資產性收入多繳稅”，這才是追求社會和諧和公正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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