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善于在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統治者,卻不善于下馬治天下,近百年的國家財政一直處于貧困之中。元代統治者為了挽救長達百年的財政危機,也進行過多次改革,但多次改革救不了財政危機,發行鈔票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徹底崩潰。元代的財政困境告訴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減輕賦稅與穩固財源的問題,才能發展經濟、壯大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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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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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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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紙幣 | 元代的財政困境
我國內蒙古草原東部的呼倫貝爾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歷史搖籃,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游牧民族如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都是在這個搖籃里長大的,又都在這里度過他們的青春時代,然后走上政治舞臺。在這里悄然崛起的蒙古族,在我國的10-13世紀,揮戈南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元帝國,導演了一幕壯麗的劇目。 元代在軍事上是非常強盛的,從公元1135年開始,相繼滅掉西夏、金朝和宋朝,又分兵四路西征,踏遍中亞西亞,所統版圖之大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因此,元代聞名中外,威震歐亞,超越秦漢,不亞唐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輝煌的一頁。但是,善于在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統治者,卻不善于下馬治天下,近百年的國家財政一直處于貧困之中。 元代政權自忽必烈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立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滅亡,共經歷了97年,財政改革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元世祖至成宗時期(公元1271—1307年)。元世祖時期,雖然是元代國家財政比較好的時期,但財政虧空的現象經常出現。如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由于南下巴蜀作戰,“府庫已竭”。元世祖即位后,為了改變“財不贍費”的狀況,進行了三次財政改革,才使國家財政處于相對平穩的狀態。但好景不長,從元世祖末年開始,財政進一步出現虧空。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應收入297萬錠,入庫的才189萬錠,但“自春至今”,支出已多達363萬錠,赤字達到66萬錠。 第二階段,武宗至文宗時期(公元1307-1332年)。這一時期,國家財政始終處于困難狀態。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財政收入按正常的年份來說為400萬錠,但因歉收總額不到400萬錠。但上年支出1000萬錠,糧食300萬石。當年糧食支出比上年又多出30萬石,為330萬石。僅以鈔來計,就超支收入的2.5倍。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每年支出鈔600余萬錠,土木營繕計用數百萬錠,賞賜復用三百余萬錠,北邊軍需六七百萬錠,但庫藏只有十一萬余錠。這實際上已達到空竭的程度。元仁宗延you七年(公元1320年),由于財政空竭,停發對諸王的供給。英宗登極,次年出現了“國用匱竭”的困境。元泰帝即位,“以國用不足,請減廄馬,汰衛士”,可知財政困竭到何種地步。 至文宗天歷時期,日子更無法維持。只好加重賦稅,除稅糧、科差以外,其他課稅日增月益,比至元、大德時期增加了20倍,但“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 第三階段是元順帝時期(公元1333—1368年),這一時期財政情況更加惡化,元順帝毫無回天之力,索性深居后宮,不理朝政,“國用不足”成為司空見慣的事。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使元代財政走向崩潰。
以鈔票救財政
元代統治者,為了挽救長達百年的財政危機,也進行過多次改革。特別是元世祖時改革了三次,元順帝時改革過二次。其中除了元世祖時改革有些成效外,其余改革都沒有什么明顯的作用,始終沒能改變元代財政赤字日益加大、危機不斷加重的趨勢。所以把希望寄托在貨幣的投放上。 元世祖時期,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阿合馬改革中,首次運用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彌補財政赤字。不過,開始發行的不多,每年發行中統鈔保持在40萬錠左右。隨后增加到140萬錠,其余年份大致在80萬—100萬錠,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但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盧世榮主持改革時,由于財政狀況惡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發行中統鈔多達300萬錠,以平衡財政收支,結果鈔值大貶,一貫當往日百文,物價騰貴達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桑哥主持改革時,財政狀況日趨惡化,物價高漲。于是每年又發行至元鈔50萬錠,與中統鈔并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通貨膨脹。 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即位后,為了擺脫財政更加入不敷出的困境,下令變更鈔法,發行“至大銀鈔”,致使鈔幣大幅度貶值。大抵至元鈔是中統鈔的五倍,至大鈔又是至元鈔的五倍。通過這種手段并不能解決問題,至大銀鈔僅發行20天就無法實行了。因為當時支出需要中統鈔五百萬錠,財政已借支鈔本1060萬余錠,只好罷中統鈔。又撥至元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至元鈔難以再流通。可見財政赤字挖空了中統鈔本,又接著挖至元鈔本,這時財政赤字創下了元代前所未有的最高紀錄。元仁宗時期,財政更加惡化,鑒于貨幣的混亂,只好廢止了至大銀鈔,專用至元和中統鈔。壓低紙幣發行量來抽緊銀根、控制物價的意圖本來是正確的,但后來迫于財政惡化,一反常態,突然加大貨幣量的發行額來彌補財政虧損。結果財政困境非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又一次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風潮達到了無法制止的程度。 元代末年,由于財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用鈔票救財政的辦法仍然改變不了。至順四年(公元1333年),13歲的元順帝即位,幼小的身體拖著一個沉重的包袱。到30歲的時候越發感到財政危機的嚴重,于是以元脫脫為丞相進行了兩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實行變鈔彌補財政赤字,開始推行“至正交鈔”,同時發行
“至正通寶錢”。“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很快出現了通貨膨脹,物價騰貴,價逾十倍,貨幣貶值,形同廢紙。民間“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看來發行貨幣也沒有發揮什么積極作用,反而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徹底崩潰。
什么是靈丹妙藥
元代多次改革救不了財政危機,發行鈔票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那么什么是解決財政困難的靈丹妙藥呢? 造成元代長期虧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元代的戰爭之多,統治者靡費之巨,土木營建費用之大,賞賜開支之厚,是歷代無與倫比的,這樣無節制的支出是無法滿足的。其次是財政管理混亂。從財政體制上看,在中央財政之外,中央各中樞機構和專門機構,都有自己的財權、財源和倉庫,而又互不相屬,以至政出多門,財分多途。從財政制度上看,南北各異,征收辦法不統一,戶口劃分呈多樣,致使賦役不均,矛盾百出。與以往各朝代財政管理相比,元代管理混亂特別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財政的效率。 針對存在的問題革故鼎新,本來是解決財政危機的惟一出路。但元代卻把財政改革的重點放在增加各種賦稅上。如元世祖時期的改革,急于斂財,先后重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主持財政,增加鹽課、理算錢谷、整治鈔法、厲行鉤考、杜絕漏洞,每項措施都是為了斂財。因此,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在歷史上留下了“暴斂無藝”的罵名。之后的歷次財政改革,仍然把眼光盯在單純的增加賦稅上。又如元宗時增加鹽引,提高鹽價;增加煙酒稅率;開征富戶收入稅;追征賦稅拖欠,與元世祖時期的改革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元代的賦稅越來越重,《新元史》指出:“元中葉以后,課稅收入,比元世宗時增二十余倍。包銀之賦,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謂悉矣。”這樣的改革,無非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終有一天雞死魚滅,國家失去了稅源,造成更大的財政危機。 第二個改革重點是抓表面上的矛盾,如改革中實行專賣制度、實行南糧北調、裁減機構和官吏、削減賞賜、加強吏治、實行節儉等等,這些措施也是必要的,能夠減少國家開支,減緩財政危機。但大都是治標不治本,只能解決財政的一時困難,不能產生長久的效果。如果財政收入持續減少,即使再節支減員國家機器也難以維持。這種治標的措施只有與治本的措施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 至于說把發行貨幣作為國家財政主要增收手段也不是不可,但要謹慎,使用合理,而且還要控制在一定的數量之內。我國的紙幣在唐代出現了飛錢,宋代有了交子,但都是不完善的紙幣,真正的紙幣從元代開始。元代紙幣不僅達到了完善,而且成為國家唯一的法定通貨。與別的朝代相比,這本來是一個有利的條件,如果合理使用,解決財政的一時困難,是無可厚非的,也能夠發揮貨幣的積極作用。但元代的統治者卻把發行貨幣作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并將此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良丹妙藥。財政一旦發生困難,就發行大量貨幣,這種作法在以往的朝代也是絕無僅有的。結果不但不能解決財政困難,反而火上澆油,引起了通貨膨脹,更加劇了國家的困難局面。 那么解決財政危機的根本辦法使什么?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一是發展經濟,二是減輕賦稅。元朝的統治者是蒙古族,善于狩獵與征戰,很少重視發展經濟。元代統一國家建立之前,還屬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階段,在皇室集團內實行分封制,在財政上無固定的制度,各部酋長的開支靠本部族奴隸的生產(主要是牲畜)和臣服部落的貢獻。成吉思汗即位后,仍然靠掠奪維持統治,他曾標榜:“天下土地寬廣,河水眾多,全靠自己去占領,掠奪別人的一切是男子最大的快樂之事。”蒙古軍隊進入中原以后,大肆殺戮和掠奪。太宗說:“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元蒙帝國的鐵蹄,卻無情地掃蕩和摧殘了中原和江南的社會經濟,北方農業遭到致命的破壞。如圈地運動風卷中原,華北平原變為牧場,漢民幾乎淪為奴隸,使農業經濟雪上加霜。直到公元1252年,忽必烈才逐漸開始對農業重視起來,但它只是對原有經濟的恢復,并沒有出現大發展的趨勢。所以,元代歷次財政改革措施中,幾乎沒有發展經濟的內容,把壯大財政的根本的根本丟掉了。 另外,改革不注意減輕農民的負擔,這也是關鍵的一項改革措施。元仁宗改革中實行經理法,元英宗改革中實行助役法、改革賦役制度,目的都在于平均稅負,而不是減免賦稅。事實上元代的租稅是越來越重的趨勢,看來平均稅負人民的負擔也不會減輕多少。從歷史上看,輕徭薄賦是壯大財政的重要途徑,西漢前期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因為它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社會經濟得到發展繁榮,為財政創造牢固而豐厚的稅源。重稅政策是削股飽腹,迫使農民破產流亡,不僅毀滅了稅源,而且點燃了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因此可知,發展經濟與壯大財政,減輕賦稅與穩固財源的問題是必須高度重視的,元代的財政改革之所以挽救不了其財政危機就是放棄這兩條。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