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善于在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統治者，卻不善于下馬治天下，近百年的國家財政一直處于貧困之中。元代統治者為了挽救長達百年的財政危機，也進行過多次改革，但多次改革救不了財政危機，發行鈔票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徹底崩潰。元代的財政困境告訴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減輕賦稅與穩固財源的問題，才能發展經濟、壯大財政。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

元代紙幣

　　元代的財政困境

　　我國內蒙古草原東部的呼倫貝爾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歷史搖籃，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游牧民族如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都是在這個搖籃里長大的，又都在這里度過他們的青春時代，然后走上政治舞臺。在這里悄然崛起的蒙古族，在我國的10-13世紀，揮戈南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元帝國，導演了一幕壯麗的劇目。
　　元代在軍事上是非常強盛的，從公元1135年開始，相繼滅掉西夏、金朝和宋朝，又分兵四路西征，踏遍中亞西亞，所統版圖之大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因此，元代聞名中外，威震歐亞，超越秦漢，不亞唐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輝煌的一頁。但是，善于在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統治者，卻不善于下馬治天下，近百年的國家財政一直處于貧困之中。
　　元代政權自忽必烈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立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滅亡，共經歷了97年，財政改革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元世祖至成宗時期(公元1271—1307年)。元世祖時期，雖然是元代國家財政比較好的時期，但財政虧空的現象經常出現。如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由于南下巴蜀作戰，“府庫已竭”。元世祖即位后，為了改變“財不贍費”的狀況，進行了三次財政改革，才使國家財政處于相對平穩的狀態。但好景不長，從元世祖末年開始，財政進一步出現虧空。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應收入297萬錠，入庫的才189萬錠，但“自春至今”，支出已多達363萬錠，赤字達到66萬錠。
　　第二階段，武宗至文宗時期(公元1307-1332年)。這一時期，國家財政始終處于困難狀態。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財政收入按正常的年份來說為400萬錠，但因歉收總額不到400萬錠。但上年支出1000萬錠，糧食300萬石。當年糧食支出比上年又多出30萬石，為330萬石。僅以鈔來計，就超支收入的2.5倍。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每年支出鈔600余萬錠，土木營繕計用數百萬錠，賞賜復用三百余萬錠，北邊軍需六七百萬錠，但庫藏只有十一萬余錠。這實際上已達到空竭的程度。元仁宗延you七年(公元1320年)，由于財政空竭，停發對諸王的供給。英宗登極，次年出現了“國用匱竭”的困境。元泰帝即位，“以國用不足，請減廄馬，汰衛士”，可知財政困竭到何種地步。
　　至文宗天歷時期，日子更無法維持。只好加重賦稅，除稅糧、科差以外，其他課稅日增月益，比至元、大德時期增加了20倍，但“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
　　第三階段是元順帝時期(公元1333—1368年)，這一時期財政情況更加惡化，元順帝毫無回天之力，索性深居后宮，不理朝政，“國用不足”成為司空見慣的事。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使元代財政走向崩潰。

　　以鈔票救財政

　　元代統治者，為了挽救長達百年的財政危機，也進行過多次改革。特別是元世祖時改革了三次，元順帝時改革過二次。其中除了元世祖時改革有些成效外，其余改革都沒有什么明顯的作用，始終沒能改變元代財政赤字日益加大、危機不斷加重的趨勢。所以把希望寄托在貨幣的投放上。
　　元世祖時期，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阿合馬改革中，首次運用增加貨幣發行量來彌補財政赤字。不過，開始發行的不多，每年發行中統鈔保持在40萬錠左右。隨后增加到140萬錠，其余年份大致在80萬—100萬錠，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但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盧世榮主持改革時，由于財政狀況惡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發行中統鈔多達300萬錠，以平衡財政收支，結果鈔值大貶，一貫當往日百文，物價騰貴達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桑哥主持改革時，財政狀況日趨惡化，物價高漲。于是每年又發行至元鈔50萬錠，與中統鈔并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通貨膨脹。
　　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即位后，為了擺脫財政更加入不敷出的困境，下令變更鈔法，發行“至大銀鈔”，致使鈔幣大幅度貶值。大抵至元鈔是中統鈔的五倍，至大鈔又是至元鈔的五倍。通過這種手段并不能解決問題，至大銀鈔僅發行20天就無法實行了。因為當時支出需要中統鈔五百萬錠，財政已借支鈔本1060萬余錠，只好罷中統鈔。又撥至元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至元鈔難以再流通。可見財政赤字挖空了中統鈔本，又接著挖至元鈔本，這時財政赤字創下了元代前所未有的最高紀錄。元仁宗時期，財政更加惡化，鑒于貨幣的混亂，只好廢止了至大銀鈔，專用至元和中統鈔。壓低紙幣發行量來抽緊銀根、控制物價的意圖本來是正確的，但后來迫于財政惡化，一反常態，突然加大貨幣量的發行額來彌補財政虧損。結果財政困境非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又一次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風潮達到了無法制止的程度。
　　元代末年，由于財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用鈔票救財政的辦法仍然改變不了。至順四年(公元1333年)，13歲的元順帝即位，幼小的身體拖著一個沉重的包袱。到30歲的時候越發感到財政危機的嚴重，于是以元脫脫為丞相進行了兩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實行變鈔彌補財政赤字，開始推行“至正交鈔”，同時發行 “至正通寶錢”。“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很快出現了通貨膨脹，物價騰貴，價逾十倍，貨幣貶值，形同廢紙。民間“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看來發行貨幣也沒有發揮什么積極作用，反而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徹底崩潰。

　　什么是靈丹妙藥

　　元代多次改革救不了財政危機，發行鈔票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那么什么是解決財政困難的靈丹妙藥呢？
　　造成元代長期虧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元代的戰爭之多，統治者靡費之巨，土木營建費用之大，賞賜開支之厚，是歷代無與倫比的，這樣無節制的支出是無法滿足的。其次是財政管理混亂。從財政體制上看，在中央財政之外，中央各中樞機構和專門機構，都有自己的財權、財源和倉庫，而又互不相屬，以至政出多門，財分多途。從財政制度上看，南北各異，征收辦法不統一，戶口劃分呈多樣，致使賦役不均，矛盾百出。與以往各朝代財政管理相比，元代管理混亂特別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財政的效率。
　　針對存在的問題革故鼎新，本來是解決財政危機的惟一出路。但元代卻把財政改革的重點放在增加各種賦稅上。如元世祖時期的改革，急于斂財，先后重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主持財政，增加鹽課、理算錢谷、整治鈔法、厲行鉤考、杜絕漏洞，每項措施都是為了斂財。因此，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在歷史上留下了“暴斂無藝”的罵名。之后的歷次財政改革，仍然把眼光盯在單純的增加賦稅上。又如元宗時增加鹽引，提高鹽價；增加煙酒稅率；開征富戶收入稅；追征賦稅拖欠，與元世祖時期的改革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元代的賦稅越來越重，《新元史》指出：“元中葉以后，課稅收入，比元世宗時增二十余倍。包銀之賦，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謂悉矣。”這樣的改革，無非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終有一天雞死魚滅，國家失去了稅源，造成更大的財政危機。
　　第二個改革重點是抓表面上的矛盾，如改革中實行專賣制度、實行南糧北調、裁減機構和官吏、削減賞賜、加強吏治、實行節儉等等，這些措施也是必要的，能夠減少國家開支，減緩財政危機。但大都是治標不治本，只能解決財政的一時困難，不能產生長久的效果。如果財政收入持續減少，即使再節支減員國家機器也難以維持。這種治標的措施只有與治本的措施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
　　至于說把發行貨幣作為國家財政主要增收手段也不是不可，但要謹慎，使用合理，而且還要控制在一定的數量之內。我國的紙幣在唐代出現了飛錢，宋代有了交子，但都是不完善的紙幣，真正的紙幣從元代開始。元代紙幣不僅達到了完善，而且成為國家唯一的法定通貨。與別的朝代相比，這本來是一個有利的條件，如果合理使用，解決財政的一時困難，是無可厚非的，也能夠發揮貨幣的積極作用。但元代的統治者卻把發行貨幣作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并將此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良丹妙藥。財政一旦發生困難，就發行大量貨幣，這種作法在以往的朝代也是絕無僅有的。結果不但不能解決財政困難，反而火上澆油，引起了通貨膨脹，更加劇了國家的困難局面。
　　那么解決財政危機的根本辦法使什么？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一是發展經濟，二是減輕賦稅。元朝的統治者是蒙古族，善于狩獵與征戰，很少重視發展經濟。元代統一國家建立之前，還屬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階段，在皇室集團內實行分封制，在財政上無固定的制度，各部酋長的開支靠本部族奴隸的生產(主要是牲畜)和臣服部落的貢獻。成吉思汗即位后，仍然靠掠奪維持統治，他曾標榜：“天下土地寬廣，河水眾多，全靠自己去占領，掠奪別人的一切是男子最大的快樂之事。”蒙古軍隊進入中原以后，大肆殺戮和掠奪。太宗說：“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元蒙帝國的鐵蹄，卻無情地掃蕩和摧殘了中原和江南的社會經濟，北方農業遭到致命的破壞。如圈地運動風卷中原，華北平原變為牧場，漢民幾乎淪為奴隸，使農業經濟雪上加霜。直到公元1252年，忽必烈才逐漸開始對農業重視起來，但它只是對原有經濟的恢復，并沒有出現大發展的趨勢。所以，元代歷次財政改革措施中，幾乎沒有發展經濟的內容，把壯大財政的根本的根本丟掉了。
　　另外，改革不注意減輕農民的負擔，這也是關鍵的一項改革措施。元仁宗改革中實行經理法，元英宗改革中實行助役法、改革賦役制度，目的都在于平均稅負，而不是減免賦稅。事實上元代的租稅是越來越重的趨勢，看來平均稅負人民的負擔也不會減輕多少。從歷史上看，輕徭薄賦是壯大財政的重要途徑，西漢前期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因為它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社會經濟得到發展繁榮，為財政創造牢固而豐厚的稅源。重稅政策是削股飽腹，迫使農民破產流亡，不僅毀滅了稅源，而且點燃了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因此可知，發展經濟與壯大財政，減輕賦稅與穩固財源的問題是必須高度重視的，元代的財政改革之所以挽救不了其財政危機就是放棄這兩條。

(作者為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