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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話]我國近代工商業發展紀實之十
      中國科學社:倡導科學救國的一面旗幟
          2008-08-22    王麗    來源:經濟參考報

        中國科學社第一屆董事會主要成員合影(民國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后排左起為秉志、任鴻雋、胡明復,前排左起趙云任、周仁。

      中國科學社主要會員合影
        提要:中國科學社是1914年誕生的民間學術團體,它對中國近現代的科技發展影響深遠。它倡導科學民主思想,普及科技知識,探討教育改革,是在中國落后貧弱時期推動科技發展、改造國民科技意識薄弱品性、倡導科學進步生活、積極從事救國實業的一面旗幟。

        創建:國難中匯聚科技救國理想

        中國科學社是中國科技史上第一個綜合性學術組織,它的創建不是出于國家機構或政府組織的籌劃,而是由一批當時風華正茂、奮發有為、學業卓異的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庚款留學生和“稽勛”留學生發起。科學社的產生,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的大背景下,有著深刻的時代必然性。
        17世紀后期開始,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產業革命,綜合國力日益強盛,科學民主型社會建設正在社會化大生產提供的豐富物質文明下逐步推進,而中國卻仍在其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慣性運轉。正如研究中國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英國哲學家李約瑟所說:中國這架古老磨盤迸濺的火花助燃了西方工業文明,而磨盤卻仍舊在其傳統的軌道上蹣跚轉動。
        如果說,國內的大部分人因閉關鎖國的政策和封建統治階級長期的思想統治,而對國內外形勢對比的落差還比較漠然,而那些或走出國門,或緊密關心世界局勢的有識之士已強烈地憂患國家的落后,民族的式微。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倡導變革社會,為社會注入近現代文明的新鮮血液。1914年,胡明復、趙元任、任鴻雋、楊銓等后來成為中國科學社中堅力量的一批熱血青年都還是康乃爾大學的學生,幾年的學習生活已使他們對美國社會有了更多的觀察和了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盛和中國貧夷狀況的巨大反差,使他們內心無法平靜,短暫的迷失后是救國救民的科技理想的思考探求。
        他們深知西方國家國力的迅速提升與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息息相關,而中國在兩次工業革命中卻只扮演無動于衷的旁觀角色,導致科學技術水平嚴重落后。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提高國內科技水平,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救亡圖存。經縝密籌劃后,這些激情飛揚的海外學子決定以己之力,在國內傳播科技思想,促進科技發展。他們清醒意識到零散的個人行動效果有限,而建立較為完善統一的學術團體更能匯聚各方才力,產生更大影響。為此,他們借鑒了當時西方國家工業化階段已相當普遍的股份公司形式,成立了董事會,董事會成員有胡明復、趙元任、任鴻雋、秉志、周仁,又確立了較完備的章程、規則,加上有志青年學生的熱烈響應,于1914年夏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綜合性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
        科學社創建時完全屬于民間自發行為,沒有任何來自官方的經費支持,這些青年學子靠著每月從學費、生活費中節儉下的錢交納會費,維持科學社的運行。在堅守學術純潔和科技救國的信念支撐下,科學社會員精心呵護、培植科學社這支科技園地的幼苗,使它漸漸成長起來。1918年科學社遷回國內,又陸續創建了圖書館、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生物研究所,在中國社會的科技領域影響日益擴大,作為中國的代表機構在國際學術組織中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傳播:勵精圖治的科技救國思想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文化專制,煩瑣考據的學術風尚,窒息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導致一個偉大的民族在精神上的退化。在西方社會進行蒸蒸日上的第一、第二次技術革命時,大部分國人對科技思想還麻木不仁,科技意識極其薄弱。曾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甚至斷言“就科學知識相比較,中國的翰林學士還不如西方受過教育的小孩子。”
        以任鴻雋、楊銓、周仁等為代表的中國科學社會員通過切身感受,強烈意識到祖國科技落后的危機。任鴻雋有一天去紐約圖書館的發明注冊室,面對滿室陳列的難以計數的發明專利,他驚嘆不已,如此豐富的科技發明,必然會促進實業發展。西方社會借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精神文明的巨大進步,讓這些青年學子震驚,科技的重要性在科學社成員看來是首要的:“世界強國。其民權國力之發展,必與其學術思想之進步為平行線,而學術荒蕪之國無幸焉,歷史俱在,其例俯拾皆是也。”
        為傳播科學思想,樹立科學理念,科學社創辦了我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雜志《科學》,其初衷是傳播、講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匯報介紹會員自己的各項研究成果。1915年1月,在美國編輯完成的《科學》月刊1卷1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在國家急需科技提升的關頭,《科學》月刊的出版發行在傳播科技成就、引導科技發展上為國民帶來的思想進步是巨大的。
        科學社不但注重傳播純科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如X射線、放射性元素、電子的發現,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創立,《科學》雜志都及時進行了傳播講解。同時科學社也積極普及與實業實踐相關的技術知識,以提升民族產業的科技層次。科學社倡導用先進的管理、技術知識促進落后的民族工商業發展。
        《科學》創刊之初就介紹過新興的管理科學,楊杏佛(楊銓)的《科學的管理法在中國之應用》一文,就強調管理的重要性,倡議工廠運用科學管理,取得效益最大化。他的另一篇文章《科學與商業》中,介紹德國化工界如何利用化學上的科研成就,使其染料生產在國際競爭中勝出,獲得可觀效益。呼吁中國產業界不要滿足于小作坊式的簡單化生產,應在生產中運用科技成果,這樣產品才有競爭力。陳長蘅的《營業組織之體制及優劣比較》介紹西方工業文明中的股份制企業,分析股份制企業的優點,“無有限公司,則蒸汽電力亦莫能盡其功用。”同時也指出股份制企業不可避免的弊端,分析全面中肯,最后強調股份制企業利大于弊,“凡合股公司林立之國,其人民蓋皆富厚興旺。”陳長蘅清醒地指出民族工商業不發展,國家永無振興之日,“吾國今日生計之大問題,厥惟創造工業革命,由農業國而躍為農工商業國。”胡嗣鴻的論文《以火蒸發于黃銅中取純銅純鋅之索引》,被譽為“開中國工業化學研究之先。”
        科學社在動蕩的社會時期,克服種種困難,堅守科技救國理念。科學社工作并未職業化,會員們從事的科學社事務大都是義務性質,不但不拿報酬,很多會員還常年資助科學社,維持它的運轉。正是在這種不計個人得失的愛國情操和科技強國夢想的激勵下,會員們潛研敏求:出雜志,組織演講,成立生物研究室,建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組織對外文化交流。在科研領域,為業界人士從事科學研究、技術實驗提供儀器、資料、資金支持,促進相關專業工作者與國外同行的交流研討;在社會領域,致力于對科技知識的普及,讓科技走進大眾,完全摒除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階級自命清高,蔑視普通民眾的治學痼疾。

        踐行:躬體力行的實業救國實踐

        科學社科技救國思想的更可貴之處在于對傳統士大夫階級崇尚做所謂上上學問,輕視實踐,鄙薄勞作的舊傳統的摒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教授在他著名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就討論了在中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脫節,“一旦穿上了長衫,就拋棄體力勞作,……用雙手工作的都不是讀書人……。”
        在這一點上,科學社成員以自己的愛國熱情和艱苦投入超越了舊式知識分子,科學社宗旨就是“提倡科學,促進實業”。他們強調科技知識的重要,更重視科技在民族產業中的運用。科學社成員竺可楨就曾撰文批評那些“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的所謂學者。科學社的最早成員之一侯德榜,也提到“工業家精于科學學理,且具有應用該學理之才干者也。”科學社會員提倡科學,研究科學,是真正地要用所學服務社會,“為學之道,求真致用兩方面當同時并重。”任鴻雋、楊銓、周仁等在學成歸來后,都投身于艱苦繁雜的實業創建工作。
        科學社會員周仁,因為篤信“強國必先利器”而入康乃爾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研究生階段的研究方向則是冶金學,畢業后謝絕摩爾電爐公司挽留其留任工程師的邀請,放棄康乃爾大學機械系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回國開始他實業救國的艱苦努力。30年代。他開辦了鋼鐵試驗工場、玻璃試驗工場和棉紡織試驗工場,成為“引進先進技術的社會化生產車間”,不依靠外來經費,而靠自己的產品生存,并解決了很多生產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侯德榜在1919年到永利堿廠任工程師,他“日夜寢食在廠,身先士卒,埋頭苦干……穿了藍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該廠產品“紅三角牌”純堿于1926年8月在美國費城的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質獎,這些成果離不開侯德榜的辛勤付出。1934年,侯德榜擔任永利硫酸铔廠總工程師及廠長,仍是一如既往身先士卒,帶領技術人員和工人埋頭苦干,使工廠如期竣工投產,日產硫胺100噸,硝胺20噸。他創造的“侯氏制堿法”,改善了德國“蔡安制堿法”,提高原料鹽的利用率達98%以上,他據此用英文寫就的專著《制堿工業》,為世界各國業內權威所推崇。
        20年代,歐美國家使用無線電技術已相當普遍,但中國還很罕見。科學社深知無線電技術對軍事、民事的重要,為推廣無線電技術,科學社成員無線電專家朱其清和電機專家王小徐,在1925年制造了我國第一臺自制的無線電發報機,并為公眾進行無線電接受和發送演示,并計劃設立無線電研究所。
        任鴻雋回國后不久,曾承擔籌劃創建四川鋼廠和鐵廠的工作,為此他付出艱辛的努力,與周仁一同赴美考察煉鋼方法,采購設備,滿懷創業熱情,期望能奠立四川鋼鐵工業基礎。他的滿腔實業救國熱忱,卻因軍閥混戰、時局動蕩、官場黑暗而無法實施。
        楊杏佛的實業理想也一直縈繞心懷。1918年8月自美國歸國途中途經日本,即與當時在日本從事技術工作的友人“暢談中國工業前途及科學社與工業同志會之希望。”回國后,即馬不停蹄與周仁商議在上海辦廠之事。為此思慮籌劃,奔波勞作,卻也因社會環境的惡劣和物質條件的匱乏,壯志難籌。楊杏佛一生坦蕩豪爽,豁達直率,畢生跋涉在爭取科學民主的艱苦道路上,直至為此獻出生命,他難籌的實業夢,令人扼腕。
        由于時局動蕩,基礎薄弱,加之社會扶植力度小,這些滿懷實業救國理想的飽學之士經常處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在缺乏科學與民主的時代,他們辛酸的失敗多于成功,科學社的歷史是交織著輝煌與挫折的奮斗史,他們為強盛國力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艱苦跋涉,永遠為世人銘記。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STS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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