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公元1346年的平遙縣衙，是我國僅存的較完整的縣衙，面積2萬余平方米。

　　提要：中國典當業有著悠久的發展史，但它的發展并不是隨意的，不僅受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而且受到歷代政府的管理和制約。作為政府，對典當業的管理主要是審批、限制當息、征收當稅和懲治不法。

頒發當帖

　　“當帖”又稱“由單”，相當于今天的營業執照。唐代以前典當業是否由政府審批，因傳世資料太少，無從判定�！短屏钍斑z》記載，唐代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也就是說開設質庫要有官府的公契，否則發生糾紛政府不管，這里的公契相當于以后的當帖。
　　五代時期開始征收當稅，從稅法的角度看，征稅是合法性的標志。五代以后的典當業也不再是無政府狀態，經營者得到了官府的承認，具有了合法地位，可惜這也是一種分析猜測而已。
　　清代當帖有了明確的記載。政府規定，“凡開典當，商家必須赴部請領憑帖，始許開設�！碑斕�始發于雍正六年(1728年)，此年制定了《典當行帖規則》，由戶部通令各省，調查當商戶數，限令各當商到官府登記，請取當帖。當帖每年完稅后更換一次，各州縣征完稅銀，連同舊當帖上交各省藩司，藩庫收銀時換發新當帖，如果當鋪停開，退帖免稅。可見，當帖既是當鋪的納稅憑證，又是經營者的執照，是非常重要的。嘉慶五年(1800年)，為了海防籌款，又通令當商領帖一張，捐銀若干，謂之“帖捐”，這個帖子是臨時性的，與正式的當帖有區別。
　　到了中國近代，當帖制度進一步完善與科學。北洋政府時期，在發放當帖時還單獨征收當帖稅，將帖稅與當稅分離開來。清代的當稅中還包含著當帖稅，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當稅。1914年，北洋政府正式設立當帖制度，當帖的有效期3—20年，從而改變了清代每年換發當帖的歷史。當帖稅按當鋪資本多寡分為等級，京兆每帖100元；直隸分為300、250、200、150元四等；吉林、黑龍江、察哈爾與直隸的當帖稅相差不多；當帖稅較高的有河南、江蘇、浙江、湖南、四川等省，稅額500—150元不等；低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甘肅等省，當帖稅300—60元不等；較低的有奉天、新疆、熱河等地，當帖稅100—20元不等；最低的是安徽，當帖稅不分等級，只有1元；全國惟一沒有當帖稅的是廣東省。除此，吉林、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甘肅、新疆9省還要交注冊費，最高的是浙江和山西，每帖100—20元，最少的是1—7元。
　　由此可知，北洋時期的當帖制度不僅比清代大為完善，而且付諸實施，對促進典當業合法經營起了一定作用。

規定當息與當期

　　經營典當業，目的是要盈利，這就出現了所謂的“當息”問題。中國的當息分為兩類：一類是官府典當業的當息，另一類是民間典當業的當息。
　　中國的典當業又分官當和民當。官當當息有明確記載從唐代開始，唐代的官當當息比較高，一般以五分取利。金代大定十三年(1173年)，規定官當“十中取一為息”。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仍然保持這樣的利息，月息一分，不到一月按日計算。清代的官當利息也較低，乾隆十二年(1747年)，“按一分起息，每年約得利銀八千余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以二分取息”。此時官當執行低息，主要體現了不與民爭利的原則。
　　對民當的利息，政府從社會安定出發進行干預。這種情況最早見于唐代，開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以為當息過高，不利于民生，下令“自今以后，天下負舉但宜四分取利，官本五分取利”。《唐六典》記載：“凡質舉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薄短屏钍斑z》記載：凡公私以財物出舉者，“每月收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倍�！�
　　明代民間當息有所下降，法令規定：“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政府是這樣規定的，但執行起來并不盡然，南京福建當幫取利是三分至四分，顯然超出了政府制定的標準。咸豐年間，華南地區的民間當息，大體上每月2%，如果典當物是毛制品利息每月3%，因為這類物品容易發霉，會導致當鋪虧損。
　　清代民間當息，順治五年(1648年)諭令戶部：一切債負，每銀一兩，只許月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考察各時期的情況，也基本維持這一標準。不過，政策只是一個限定，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一定的靈活性。有的當鋪按借款數額定息，借款多利息則低，借款少利息則高。如康熙時浙江湖州府的典商，“質庫息錢九分三等，借十兩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借一兩以上者每月二分，借一兩以下者每月三分”。有的當鋪按當物的價值定當息，如天津的當鋪，金銀首飾每兩二分，絨呢皮貨每兩三分，十兩以上則二分，銅錫器皿無論多少一律三分。一直到嘉慶年間，民間當鋪繼續執行著月息三分的政策，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京師典當業多為月息二分或二分五厘，若以大宗貨物入當，僅取二分乃至一分。由此看來，民當在清初能較好地接受政府的管理，國家的政策調控是有效的。
　　清末的私人典當業在年終歲尾還保持“減當利”的做法。如天津城鄉，四十余家當鋪，每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由官出示，減利惠民，“平時三分者，讓作二分，二分者讓作一分五厘”。讓利的做法雖然屬于臨時性的政策，但對民眾還是有利的，因而深受民眾的歡迎。
　　民國時期與清代相比，當息每月一般也在二至三四分之間。如1932年，福州的當息每月由原來的二分增加到三分。但日商開設的當鋪，利息普遍高于中國政府月息三分的規定，如煙臺的日當月息為4—7分，青島日當50元以下月息五分，百元以下月息四分；濟南日當一元以上月息六分，10元以下五分，百元以上四分。東北日商的當鋪，月息有的高達10分。可見日商獲利之多，剝削之重。
　　當期與當息有一定的關系。金代當期一般為兩年，清代同治、光緒年間江蘇當鋪有的以3年為限，還有的以一年為限。浙江杭州皆自元旦為始，以14個月為限。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時，發現當鋪期限參差不一，制定以27個月為限。民國時期，日商當鋪不僅利息重，而且當期短，有的地方一年到6個月，甚至一兩個月。

征收當稅

　　中國典當業在五代之前不向官府納稅，這是典當業受人青睞、蜂擁而上、迅速發展的最大動因之一。
　　我國當稅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的后周(公元951—960年)。這時期已經出現了關于典質的“稅印”、“稅務”事項的說法，這是迄今所見文獻中關于征收當稅的最早記載。
　　繳納當稅詳見于明代。萬歷年間，由于當稅很輕，地方官員認為不公平，在籌集遼東戰費時，河南巡撫沈季文指出：征稅之法，應稅富民，不應稅貧民。開設典當者，但取利息，無賦稅之煩，貲數千金，課無十兩。河南徽當二百余家，量派銀二千六百余兩，足以免全省貧民稅賦。這段話反映了兩方面的情況：一是明代已經開設向當鋪征稅，無賦稅之煩，是說當稅太輕，因此力主向典當業課以重稅；二是這里征收的稅是戰費的加派，認為應該加給當商，不應該攤派給貧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典稅分征”的建議。戶部給事中周汝謨認為當稅分征有困難，因為通都大邑，鋪大本繞，征百千也不難，偏僻地區，鋪小本薄，征數金也不易。他對當稅分征的辦法進行了改進：不僅考慮當鋪的規模，而且定其資本多寡，使納稅者不難，征稅者方便。他強調這是“不平而平之法”，從此進一步完善了征收當稅的政策。
　　清代的當稅長期以來都是比較輕的，政府每年征收的當稅不多。康熙二十四年(1685)大約15080家當鋪，按每年每家5兩計，征當稅7萬余兩；乾隆十年(1745)大約22781家當鋪，征稅11萬余兩；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90375兩，嘉慶十七年(1812年)是115695兩。光緒十四年(1888年)大約7000多家當鋪，征收3萬多兩當稅。這與其他稅收相比不占主要位置，對于政府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國家的困難。
　　但在此之后，因為特殊的原因當稅突飛猛漲。光緒十三年(1887年)，河南黃河決口需要巨款，戶部建議每家當鋪預征20年當稅，合計100萬兩。各行省接到戶部咨文立即催辦，直隸省繳納的最多，共53000兩。另外，又規定從光緒十四年(1888年)起，每家當鋪年納稅50兩，臨時性的加征卻成了固定的當稅，比以前突然提高了10倍。要求當商分春秋兩季到地方官署納稅，年內新設的當鋪不論何月，一律按全年繳納。
　　北洋時期，政府制定了詳細的當稅制度。京兆地區當鋪年納100元；吉林、黑龍江、江蘇、山西、貴州年納50兩；河南年納150元；福建年納100兩；江西年納80元；新疆年納24元；熱河、浙江年納75元。其余省份按等級繳納，直隸分四等，年納250—100元不等；奉天分三等，年納150—30元不等；安徽分三等，年納300—180元不等；湖南分三等，年納100—60元不等；陜西分十等，年納200—40元不等；四川分三等，年納200—100元不等；湖北繁華地區年納200元，偏僻地區年納150元；甘肅繁華地區年納80元，偏僻地區年納56元；廣東省繁華區當店年納200元，按店年納400元，押店年納600元，偏僻地區，當店年納150元，按店年納300元，押店年納450元；察哈爾分四等，年納250—100元不等。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當稅制度已步入了規范的軌道，但當稅卻出現不斷增加的趨勢，民國比清代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加強規范

　　歷史上的社會與現實是一樣的，當鋪有遵紀守法的，也有違法亂紀的。政府對典當業的管理，首先是制定有關制度，引導典當業規范經營；其次是懲處典當業的不規行為，保障行業內的公平競爭。
　　政府對典當業加以規范，從唐五代時期就已經開始。這一時期的《唐六典》、《唐會要》、《唐令拾遺》等典法中，都有關于典當業的政策和制度。如發生抵押者不贖的現象，質庫首先要報告管理市場的“市司”進行處理，除去成本剩余要退還給抵押者；負債者如果逃走，保人代其賠償。
　　元代的法典《通制格條》中，對典當業有各種規定。如不許官司科擾當鋪，妄行生事，敷斂財物；當鋪若惡意收贓，加一取息，以違法者論。《元史·刑法志》禁止“諸典質，不設正庫，不立信帖，違例取息”。《元史·兵志》對典當中“誤典賊贓”的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对�典章》中也有許多典當業方面的規定。
　　明代關于典當業管理方面的制度和立法，比以往各代更加完善和系統。政府不僅以法令對當商利率和計利方法作出了詳細規定，而且對典質不動產也有詳盡的說明。明代更值得肯定的是禁止官吏經營典當業與民爭利，對監督典當業的官吏，更嚴禁從事典當活動，違者嚴加制裁。如《大明律》規定：“若監臨官吏，于所部內舉放錢債、典當財物者，杖八十。違禁取利，以余利計贓，重者依枉法論，并追余利給主�！敝两窨床坏矫鞔�官僚和寺院開設當鋪的蹤跡，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也反映了明代制度完善，管理嚴格，政策見效。
　　清代在明代管理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典當業的制度建設，這方面的法令比明代更加詳備，連“活契典業”這樣難以定性的概念，清代的法律里都有明確的界定。地方政府也發布了不少行政法規，如雍正三年河南省的《禁重利放債》、《嚴禁當鋪收賊贓等事》，乾隆初江西按察使頒行的《示當鋪》等，就是地方法規中保存至今的代表。
　　與此同時，對當鋪利用各種手段，強取豪奪，牟取超額利潤，坑害民眾的行為，歷代政府嚴加禁止。對維持市場公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