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922年的上�！霸�利當鋪”有“海上第一檔”之稱。

　　提要：中國典當業隨著時代的推移和自身的發展壯大，到了宋代開始形成了自己的行業組織——典當行會，明清時各地區的行會組織日益增多，制度也愈益健全和完善，對維護行業利益，協調行業關系，推動典當業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典當行會的產生，是中國工商業從分散的、落后的經營方式向規模經營方式的過渡，是一種時代的進步。

　　典當行會最早出現于宋代，當時已形成了典當行業特有的服飾、行語、規則。明清以來，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典當業行會不斷得到發展和增加。北京的典當業行會創建于嘉慶八年(1803年)，初名“公合堂”。后改為典商會館，又易名當業商會、當業同業公會。庚子年間，由劉禹臣發起，集資籌建了“京師當業思預堂�；痣U公益會”，交由同業公會管理，這是北京當時較早而且較大的行會之一。光緒三十年(1904年)，由當、爐、綢緞等一些大行會提議，組建了北京總商會，典當業行會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天津典商于嘉慶十七年(1812年)，在北京購地建立當行公所，建房80余間。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海已建有典當業行會——典業公所，設在老北門內吳家弄，公所事務由三人制的董事會負責處理。
　　咸豐五年(1855年)，浙江新安的典商創辦了名為“唯善堂”的典當業團體。歷史上稱為南海的廣東，在雍正之前就有了頗具規模的當行會館，房屋達數十間。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另選新址于狀元坊，建立了當行集會議事和辦公場所。就連僅有20余家當鋪的番禺縣，也在老城流水井組建了典當會館。
　　到了近代，更多的是在所營業地區之內成立的典當公會團體，主要出現在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商業發達的大都市和大商埠。
　　上海1931年，由傅佐衡、杜云初、方敏甫等十余人發起，成立上海市典當業同業公會，這是在原來典業公所基礎上改組的，于4月10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宣告成立。傅佐衡擔任主席，有華界會員50多家，多為架本(即放款額)30萬元的大型典當。至解放前頒發會員證達1174張，實際有會員900余家。1946年該會重組，定名為上海市典當商業同業公會，主要負責人先后為傅佐衡、張應禮、余斌及郭勉農等。成立時會員有600多家，1949年減少到225家，一直到1958年結束業務。1938年6月，上海又成了“上海市押店業同業公會”，設在小南門大街，負責人是翁雨田、許叔衡，有會員40余家。另外，上海租界內典當業還成立了押當公所，設在文監師路(今塘沽路)902弄6號，負責人是翁國英、郭勉農，有會員400多家。1942年，上海市押店業同業公會和押當公所合并，改組成上海特別市押店業同業公會，張應禮任理事長。1944年12月改名為上海特別市押當業同業公會。
　　北京的天津當商，于1928年，將原來的當行公所改為典業公會。1946年，與租借的質業合并，成為由當地80多家典當業結合而成的統一行業組織。
　　典當業行會的產生，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環境有關。行業是社會發展的結果，社會是行業生存的基礎，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典當業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如政治局面的動蕩，會制約和阻礙典當業的發展；戰爭頻仍，會使典當業受到沖擊和毀滅。為了排除外來的各種不利因素，典當業要化零為整，組織起來，形成合力，盡量避免和減少外來損失。隨著典當業的發展，同業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矛盾和糾紛不斷產生，任其發展就會造成內部的自相殘殺，影響典當業的整體利益。有必要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行業組織，負責解決矛盾，協調關系，走公同發展的道路。于是，典當業行會如雨后春筍，在各地應運而生。
　　應該看到，典當業行會的產生，是中國工商業從分散的、落后的經營方式向規模經營方式的過渡。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進入，原來自然經濟下小農模式愈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了，聯合起來才是未來的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典當業行會又是為適應行業經營生存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這是一種時代的進步。

    中國歷史上的典當行會，是保護行業利益的一個平臺。

　　明清時期，典當行會更加松散，由會員推舉當頭或典頭。“典當公會”和“典當公所” 成立后，沒有固定的行首，而是由各當鋪輪流執管行事，叫做“值年”。北京當業每月由一家當鋪執年，一年共有12家當鋪充執年，故曰“首事月值”。到了近代，典當業行會比較完善，設立董事長、副董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理事和副理事等職。但機構仍然比較簡單，除少數專職的以外，大部分是兼職的。行會有自己的章程，規定有明確的宗旨、職責、權力、義務等。有自己的財務，經費由各當鋪按月交銀，打入行會賬內，由值月經管。這種公議銀滿200兩，行會就可通過放款生利，以增加行會的經費。
　　中國典當行會顯著的特點，集中在地緣關系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典當業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的籍貫為紐帶。如在全國各地的山西典當業會館、安徽典當業會館、陜西典當業會館等，大都是同籍的典商成立的，具有明顯的屬地色彩，這主要存在于封建社會的明清時代。二是以當鋪營業的所在地域為基礎。如近代各大城市的當業同業公會、當業公會等組織，參加者五湖四海的典商都有，這比明清時期的典當業行會顯然進步。中國典當行會的特點，取決于中國長期而濃厚的封建文化傳統，雖然中國近代經濟結構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成分，但傳統的經營理念和處事習慣仍然發生著作用。
　　中國典當行會的職能和作用，封建社會與近代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封建社會的行會組織，官府可以指派行首，具有濃厚的官本位色彩，使這種社會團體變成了官府機構的延伸，或者成為官府的附屬物。所以，其職能主要是代行官府收稅、派差和行業管理。
　　與封建社會相比，近代典當行會的職能和作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為官府催租、派差，而成為保護行業利益的一個平臺。第一，溝通與政府等外界聯系，維護行業整體權益，起自衛作用。不論封建社會還是近代社會，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清末之后，各種戰爭接連不斷，大量的當鋪被搶被燒，甚至洗劫一空，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還有官府的攤派和勒索，也使典當業元氣大傷。典當行會首先要維護同行業的權益，以組織的形式出面與對方交涉，達到預期的目的。如1902年北京典業公會條例指出：各當柜外，常有無賴之徒，以及宗室覺羅，訛詐行兇，強當硬贖，或持兇器，自相殘傷等事，種種不法，層見疊出，受害匪淺。立公合堂后，一家遇事，眾家幫同經理；如有無賴之徒，包攬贖當，不遵行市，取巧分肥，因此成訟者，歸公議辦理；現今各處兵勇甚多，難免意外，倘有不能了局之事，由公議辦理；當鋪附近若有他人斗毆，與本鋪無關，受官廳牽連成訟者，歸公議辦理；若當鋪被盜被竊，公事出門，中途遇匪徒劫路，不能了局，因此成訟者，也歸公議辦理。
　　第二，對內化解糾紛，協調關系，維護行業整體利益，起協調作用。行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往往帶來許多糾紛，行會組織從大局出發，以公正、公平的態度，解決內部的糾紛等問題，使典當行業保持和諧的狀態。如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海典業公所的條例，就有促使同業之間按業規開展業務，解決業內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協調同業之間關系的內容。
　　第三，解決同行業的實際困難。在外地開當鋪，屬于外來人口，有不少實際問題不好解決。典當業雖然是一宗獲利甚豐的生意，但意外之事難以預料，虧損及破產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為了使同業者得到幫助，典當行會還兼辦業內救濟、子女小學教育等事務。

    典當行會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對本行業進行自治，互相協助，共同發展。

　　典當業行會自治的內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促進和推動典當業的發展。這不僅體現在和平年代行會對典當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戰亂年代對典當業的恢復。庚子年，京師典當業遭到嚴重破壞，居民借貸無門，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決定恢復京師的典當業，京師的當會積極推行落實《整頓當商章程》。當時遭搶的當鋪估值有數百萬，架本被搶的當鋪可以申請免賠；官府為了牟利，常常借錢讓當鋪經營，從中分利，謂之“發典生息”。戰亂后當鋪欠官府的利錢，規定光緒二十八年春季的免除；舊有當鋪的當稅，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以前的全免，自二十八年開始繳納；新開當鋪可以縮短當期，由原來的36個月減少到30個月；還可以適度提高當息，當本銀不及一兩者三分取利。通過推行有利于當鋪的各項規定，使京師的典當業得到復蘇。
　　第二，阻止各級官府向當鋪攤派、索取等干擾。如現存清代順治時的《常熟縣給帖勒石永禁借端釁擾當鋪碑》，康熙時的《常熟縣永禁擾累當鋪碑》，就是常熟縣的典當行會為了阻止官府、胥吏和梟棍對當鋪干擾，訴請當局刻立的告示。內容說：今后如有指官撮借，假公樂輸，指派當鋪采買各色貨物，提供各種供應，修筑城垣，飛派工價，點充保里，凡此種種，典當行會立即指名報縣，追究責任，以憲重懲，決不姑息。
　　第三，為當鋪公平競爭，正常營業制定統一的規則。如康熙四十二年(1685年)《常熟縣議定當鋪取息等事理碑》規定：市面用九五色低潮銀，容易混淆，今后當鋪出入九八色銀，以制止混淆之弊；不論質借銀兩或制錢，一概二分起息；平戥不公，每兩浮一分不等，屬于輕出重入之弊，今后請官頒印烙，嚴守官法，杜絕輕重之弊。上海典業公所章程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規定，如收當物件，原來值十當五，省近來規定金銀七八成收當，滬市向來金銀首飾值十當八，與新章相同。但因質押林立，此棄彼取，無序競爭，當價過高，又損血本。今后同業收當，以值十當八為宜。這些規定規范了當鋪的經營行為，不僅穩定了市場波動，而且統一了經營規則，為典當業正常經營，公平競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第四，互相協助，共同發展。單個當鋪的作用是有限的，難以應付來自社會的各種沖擊和壓力，只有同舟共濟才能減少損失，這也是典當行會自治的一個方面。如京師當商“公合堂”的條規中指出，無論何號，行會內遇事大家幫同經理，不論平素有否關節，不能因私廢公。如遇有事之家，不管哪家當鋪，知道后立即報告行會值日者，再轉告行會負責人，若有訴訟之事，按照章程規定，應用公費歸公議辦理。
　　第五，對行業內違規行為進行約束。清末上海典業公所章程中規定，收當貨件按每月二分起息，連閏十六月要寬限兩月，以十八個月為滿期，各同業務皆遵守，如私自修改規章，查出同業議罰；質鋪改為當鋪后，不論城鄉，不準再違章續營質鋪事宜，否則同業共同稟官，封閉其業，不得徇隱。
　　由上可知，我國歷史上的典當行會，是維護同行業權益的一個平臺，不僅促進了典當業的發展，而且對維護市場穩定也發揮著積極作用。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