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諸多影響中，最讓人揪心的是可能涉及幾千萬人的就業問題。在中央啟動的拉動內需增長的政策中，力度最大也最令人興奮的是兩年內總數涉及4萬億元的投資。那么，如此積極的投資怎樣才能惠及就業？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蔡昉。

鼓勵引進民間投資,創造就業崗位

　　作為中央投資，蔡昉認為難點在于最大化直接創造就業。雖然最近政府計劃出臺汽車、裝備制造、紡織等十大產業的振興規劃，但這些產業大多不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且，振興規劃不可能直接關注或者投向中小企業，而后者正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但作為中央投資的延伸，地方的配套投資和民間投資，應該而且完全可能明確地考慮擴大就業的迫切需要，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或企業延伸。
　　要解決最終需求的問題，不能僅僅靠政府投資，民間投資才是增長的持續動力。要鼓勵引進民間投資，可以從解除相關限制著手。現在服務業領域對民間投資的限制還很多，比如娛樂、體育、教育等。蔡昉說：“體育產業在美國是很龐大的產業，在很多州已成為支柱產業。最近美國各個行業都是些不景氣的消息，而惟獨體育和好萊塢，沒有不景氣。”這個產業的鏈條很長，對健身休閑、轉播廣告、服裝紀念品等許多服務業，甚至制造業都有帶動效果，是典型的內需型經濟。”
　　蔡昉認為，擴大教育對于就業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領域。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搞了高校擴招。“我認為完全正確。一是擴招的這些人推遲進入就業市場，緩解了當時的就業壓力，在四五年后，中國發展的周期恰好進入就業高峰期；二是雖然大學的教育質量有高有低，但與沒受過大學教育相比，這些擴招的受益者成為素質更高的就業者。”而且，根據他的研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學歷越高就業越難。他還介紹到，美國的人力資本積累有兩個重要的階段。一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蕭條時期，學生的在校時間大幅度延長，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長了一倍，獲得本科學位的人增加了50%。二是二戰結束后，回來了1200萬退伍軍人，而由于戰爭帶來的對美國產品的外需也沒有了，失業威脅增加。這種情況與中國現在的情況很相像。美國在1944年制定了退伍軍人權利保障法，這個法做了三件事：一是資助退伍軍人上大學或職業學院，最后有800多萬人利用這個機會拿到了更高的學歷；二是通過貸款等方式資助退伍軍人創業；三是成立專門機構，資助退伍軍人買房。這兩輪教育發展的結果，是美國此后幾十年的持續繁榮。
　　除了行業準入上的諸多限制，還有交易費用繁多、政府服務不到位以及個別地方的腐敗現象等，共同構筑了民間投資的高門檻。“其實擴大就業不一定要出很多新招，如果能把那些就業障礙清除，就可以創造就業崗位。”蔡昉說。

“雁陣模式”在中國內部還有延續空間，調整結構與擴大就業不是非此即彼

　　靠投資拉動內需，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是中國經濟的短期目標，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還有一個調整結構的重要任務。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在談及投資項目的安排時，反復強調了要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如果按照這樣的原則，加大投資力度能帶動就業嗎？會不會產生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排斥？
　　蔡昉說，有人認為產業升級就是降低勞動密集程度，其實不是。經濟學家根據東亞經濟發展的經驗，描述了產業國際轉移的模式，像飛雁一樣排成隊列依次前行，即雁陣模型。根據這個模型，有人認為，當年日本的產業轉移，由亞洲四小龍承接，亞洲四小龍后由東盟以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承接，中國現在如果進行產業升級，就會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驅趕到越南等鄰國去。但我們不要忘記，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而且地區發展不平衡。所以，雁陣模式完全可以在國內各地區之間得到延續。在東部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條件下，按照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與此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土地成本也相對低廉，則相應承接從東部地區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只要不是高耗能高污染，對后者而言，也是產業升級。只要符合自己的比較優勢，也是一個有效率的產業結構。這樣，雖然東部地區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但是，中西部則由于承接了轉移的產業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由此形成產業優化升級與就業擴大的統一。
　　所以，蔡昉認為，中國之大決定了調整結構與擴大就業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中國的產業升級不能停止。目前，我們用投資來拉動經濟要避免一個誤區：在原有基礎上的振興。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經濟危機的正面效果是創造性毀滅。振興不是讓舊的不死，中央的投資以及地方配套、民間投資，都應該圍繞東中西部的升級、轉移、承接來做文章。

完善拉動內需的政策，實現就業增長型的經濟復蘇

　　為了應對世界經濟衰退的沖擊，各種拉動內需保增長的措施在近期密集出臺。蔡昉提醒到，拉動內需的政策如果忽視就業增長，就容易造成所謂的“無就業的復蘇”，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經濟增長率有所回升，但失業并沒有減少。例如，美國經濟在1990—1991年衰退之后，就經歷了比較漫長的“無就業的復蘇”。
　　避免“無就業的復蘇”，蔡昉認為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非常關鍵。對基礎設施和產業鏈條比較長的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對于在短期內提振經濟增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但對于緩解就業壓力的效果往往不甚明顯。目前中央政府安排的經濟刺激計劃，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占主導，刺激消費和擴大就業的經濟復蘇急需地方政府和民間投資進行配套。
　　他還提出，要實現就業增長型復蘇，刺激經濟的政策就需要關注就業崗位的主要創造者——中小企業。要把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納入經濟刺激的計劃中，進一步出臺配套措施，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要綜合利用財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實施更寬松的稅收政策，采取放水養魚的方式，為中小企業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實現企業發展、就業增加、稅收總量不減的多贏局面。
　　除了增加投資，蔡昉認為，出臺直接的消費刺激政策，也可以減輕外需下降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同時也有助于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穩定，繼續擴大城鄉就業。目前出臺的刺激經濟的計劃以投資為主，對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有限。而且，大規模和集中的投資計劃，往往只能增加少數群體的收入，容易擴大收入差距。目前，美國、日本以及國內的部分省市，都相繼出臺了直接瞄準公民個體的刺激消費計劃。應該及時評估和借鑒這些政策的積極效果，豐富我們刺激經濟、擴大就業的政策手段。
　　最后，蔡昉建議，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是要把保增長、調結構和擴內需更加緊密地與擴大就業結合起來。這個時期出臺任何發展和改革的政策以及實施的產業規劃，都要放到就業的天平上衡量。服從于最大化就業的目標，就是服從于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