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央國家機關青聯常委，還擔任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企業年金資格評審專家、中國證監會基金評議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考試委員會專家、招商銀行博士后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先后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他是為數不多的在金融領域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中青年經濟學家, 他熟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實務和投資銀行運作，他一直結合實際工作經驗和現實發展趨勢進行跟蹤研究，他被推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金融領域的主講專家。
    接受我們采訪的時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正在香港從事研究工作。
    “這是我第二次在香港工作，也是第二次親歷國際金融危機”，巴曙松說，“上一次在香港工作，正好親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這是非常難得的觀察和思考的機會。”
    “香港有趣的地方就在這里：她首先是中國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又因為歷史原因，與內地市場有不同的運作規則。這種工作實踐，使得我們可以在香港回望國內市場，以第一線參與者的身份把握國際市場的脈動”。

金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 提供大量有價值研究課題

    金融市場的運作與決策，操作性現實性非常強，我自己在業務部門工作的時候，發現一些專家洋洋萬言但是不得要領，一聽就是沒有市場閱歷者，而一些市場人士有好的市場感覺、好市場經驗，但是往往缺乏嚴密的檢驗。金融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這種差距，給我們這些從實際部門轉向研究部門工作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大量富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他是為數不多的在金融領域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中青年經濟學家，目前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之前在中國銀行總行的不同部門和海內外分行都有過工作經歷，熟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實務和投資銀行運作。所以其在貨幣政策、金融市場運行及監管、金融機構經營及風險管理、國際金融監管規則這些領域中，他一直結合實際工作經驗和現實發展趨勢進行跟蹤研究，他這些緊貼市場發展和變化的研究理論，對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影響不小。”
    2008年12月，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胡潤研究院發布了“20位中國商業觀察家”，推選出巴曙松、樊綱、馮侖、胡舒立、林毅夫、柳傳志、吳敬璉、張維迎等20位專業人士。在對巴曙松的入選理由中，他們做出了上述評價。
    不僅僅關注經濟金融運作實踐，更以不同身份參與到這種金融市場實踐以求更為深入、簡潔的理解，是巴曙松一直以來的研究焦點。
    為了積累一線的金融市場經驗，巴曙松研究員先后擔任過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等職務，還先后擔任興業銀行獨立董事兼風險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徽商銀行獨立董事兼審計委員會委員，在香港市場上，他也曾經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等的工作經歷。同時，他還曾經擔任平安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寧波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把這些工作視作自己聯系第一線市場運作的紐帶，也把這些機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金融市場的運作與決策，操作性現實性非常強，我自己在業務部門工作的時候，發現一些專家洋洋萬言但是不得要領，一聽就是沒有市場閱歷者，而一些市場人士有好的市場感覺、好市場經驗，但是往往缺乏嚴密的檢驗。金融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這種差距，給我們這些從實際部門轉向研究部門工作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大量富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也許正是這種對現實金融問題的深刻觀察和持續研究，才使得他被推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金融領域的主講專家。
    巴曙松研究員2009年1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著《對話金融市場波動》，在這本書的封底，興業銀行行長李仁杰先生這樣推薦：
    “金融業之所以能夠存在，從功能上看是因為其具有風險管理的專業優勢，而這種風險管理能力往往只有在金融動蕩中才可以得到檢驗、改進和提升。”巴曙松研究員一直跟蹤研究金融業的風險管理，在擔任興業銀行獨立董事期間，積極參與興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建設與完善，我們經常一起討論與分享對金融市場的看法，因此我十分樂意看到他的新著出版并向讀者推薦。

對市場的理性把握 要區分“野史”和“正史”

    在對于全球化的理解上，否認金融的國家利益當然失之于天真，但是，各種娛樂性的經濟金融野史流行，以“水煮三國”代替“三國志”，只會使讀者和決策者形成對國際市場的扭曲看法和觀點。要理性把握國際市場，在享受閱讀野史的娛樂時，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們閱讀的只是野史。
    經過四年左右的努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的經典著作《美國貨幣史》中文本終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名著的翻譯組織者，就是巴曙松研究員。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說：對于上世紀30年代席卷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從貨幣理論上分析得最為透徹的經典著作應首推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國貨幣史》。因此，在這次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海嘯”發生之時，讀者可以從這本書的分析脈絡中找到指導當前美聯儲和全球央行應對之策理論的蛛絲馬跡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對于正在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中國金融界來說，這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正當其時。中國的金融改革，一直在事實上以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為參照，而目前這個參照系出現了重大的問題，這必然會促使中國金融界的深刻反思。
    巴曙松研究員介紹說：“全球應對金融危機，從經濟學流派看，無非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從美國的情況看，無論是美國的上一任財長保爾森，還是新任總統奧巴馬及其財經團隊，都一直強調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政府投資，是較為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對策。中國經濟界實際上對凱恩斯主義是比較熟悉的，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采取的種種對策，就可以看到一些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的影子，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很早國內就有翻譯。但是，同樣具有深遠影響的貨幣主義的代表著作，特別是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對大蕭條等的研究，系統研究的并不多，標志性的事情是連弗里德曼的代表作《美國貨幣史》都一直沒有翻譯為中文，只有一些片段的翻譯。這就是我們在當前推出這本譯著的目的所在”
    巴曙松研究員說，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個融合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讓全球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市場，中國的市場參與者同樣越來越需要關注和理解全球經濟走向；在對于全球化的理解上，否認金融的國家利益當然失之于天真，但是，各種娛樂性的經濟金融野史流行，以“水煮三國”代替“三國志”，只會使讀者和決策者形成對國際市場的扭曲看法和觀點。要理性把握國際市場，在享受閱讀野史的娛樂時，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們閱讀的只是野史，對市場的理性把握更需要有正史的分析，以史為鑒，即使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金融業的影響力依然很大，是中國參與全球化都必須面對和冷靜把握的，美國自身走過的種種市場試錯的歷程，勿庸置疑對中國政策走向、企業決策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巴曙松研究員親歷了香港經濟的起伏，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在１９９７年之后曾出現了高達６５％至７０％的回落，股票市場大幅波動。這一次美國次貸危機迅速蔓延成為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巴曙松研究員又在香港，親身經歷了這個過程。
    在觀察和思考香港市場的過程中，巴曙松研究員看到不少內地投資者和企業對香港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不熟悉，經歷了不少的波折，為此，在相關主管部門的支持下，他具體組織了20多家在香港的金融機構從事一線業務的專業人士，從投融資等不同的側面，系統分析和研究香港金融市場，洋洋近百萬字的《香港證券市場全透視》（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郭莉副主任擔任主編）已經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就是這個研究的一個代表性成果，巴曙松研究員擔任副主編。中國證監會尚福林主席和香港證監會方正主席在序言中給予了積極的評價。這本書內容覆蓋了香港證券市場的基本特點、監管制度、上市公司、投資產品、投資者構成、證券公司等各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是第一部由香港的第一線參與金融市場運作的專業人士起草的中文專著。
    巴曙松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內地企業開始到港上市。在內地和香港有關部門對內地企業到港上市的監管合作框架作出安排后，1993年7月，青島啤酒成為第一家到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當時，國家先后批準五批境內企業到境外上市，已完成境外上市的48家企業除兩家外，均在香港上市。此外，有幾十家內地企業到香港間接上市。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大大提升了香港證券市場的國際影響力。熟練運用香港市場，是中國企業熟悉國際規則的重要起步。”

本土金融市場不發達是“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

    華爾街有句笑話，中小企業融資靠“4F”，即Family、Friend、Fool、Fund，其中真正導致中小企業在不同國家處境不一樣的是第四個：Fund，即各種形式的金融產品的多元化支持。
    當記者問道：“您對我國股票發行制度改革、公司債發行以及融資融券試點艱難邁步，有什么看法？”
    巴曙松說：“公司債券的發展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供企業選擇，增強企業對于經濟波動的應對能力。從更為宏觀的層面，這涉及到中國必須建立一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
    首先，中國的高外匯儲備和比較被動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與本土金融市場不發達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中國的儲蓄率在50%以上，投資率大概40%-45%，有五個點左右的儲蓄流出了。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等式是：儲蓄-投資=經常項目順差。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把中國人民寶貴的儲蓄以外匯的形式送到遙遠的美國市場呢？還是因為中國本土的金融產品的光譜里有一些斷點。每一次加息，老百姓會為了0.27個點的利差在銀行里排長隊，這本身反映了我們提供的產品的可選擇性和渠道實在是太小了。從低風險到高風險的不同產品，應形成一個連續的光譜。一個發達而有效率的金融市場必須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規模的企業都能在市場找到它的直接或間接的發展方式，這種服務鏈條才不是斷裂的。中國之所以有這么高的外匯儲備，和比較被動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與中國的本土金融市場不發達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其次，中國此次在次貸危機的沖擊下，原本不是地震的震中，震中應是華爾街，但是從資本市場的沖擊程度上看，似乎國內受到的沖擊比華爾街還要大。這背后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我們至少在資本市場上所付出的代價，比美國還要大。我們面臨的是本土的金融創新遠遠不足的問題，是在有大量的金融需求和大量的資金供給的時候，如何提供多樣化的金融工具、金融產品去滿足人們需要的問題，在這個中間可以做的空間是非常大的，遠遠不止是銀行的存貸業務。我們絕對點說，中國金融業的希望，可能就在于發展除存貸業務之外的其他的產品、業務、工具、機構。中國臺灣地區的銀行業在利率市場化的頭三年集體虧損。與此對比，現在我國的銀行業的盈利，很大程度上相對較高的利差帶來的。
    在緊縮時期，大家討論的比較多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華爾街有句笑話，說中小企業融資靠“4F”，即Family、Friend、Fool、Fund，其中真正導致中小企業在不同國家處境不一樣的是第四個：Fund，即各種形式的金融產品的多元化支持。現在我們的債券市場、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遠不發達。在經濟擴張時期，金融服務的缺陷，制約作用可能不明顯；而經濟一旦回落時，大型壟斷企業獲得的融資渠道多，小企業融資渠道少，它受到的沖擊會大得多。所以，往往每次調控，客觀上中小企業會承擔絕大部分的調控壓力。
    大量的金融服務、大量的儲蓄不能在本土的金融市場得到滿足，就會產生大規模的“期限錯配”。例如，人們總是批評有的金融機構在海外金融市場投資所出現的虧損。但是，站在這些決策者的角度，是有他當時的道理的。中國保險資金的運用，面臨一個很大的約束，就是，絕大部分的資金都是30年、50年以上的長期資金，它要做配置，在國內找不到這樣的金融資產。所以我們在讓反思一些金融機構投資虧損同時，更要思考一下，我們這樣一種生產結構、增長方式以及金融結構本身就蘊藏著很大的脆弱性。因為金融工具的不完善、不發達，從而產生大量的期限錯配。在銀行我們面臨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里負債方的期限越來越短，而資金運用方面，住房抵押貸款、大型基礎設施都是三五十年，這是“借短用長”。而在保險公司，面臨的問題就是“借長用短”。特別是一些人壽的資金來源，都是三五十年，必須要投資的期限平均大概五點幾年。這樣使得這些微觀的單一的個體都非常脆弱。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本土的、能夠滿足中國自己的儲蓄者和投資者需要的金融市場。
    本土市場不發達的，除了剛剛我們所說的期限錯配，還有一點就是“貨幣錯配”。因為我們本土市場不發達，導致許多企業到海外上市，培育了大量的優秀的海外投行。實際上中國投行市場的開放程度比全世界很多國家要多得多。像日本等國家在發展時期，都對本土企業在海外上市時都規定必須有一個外國投行帶一個本土投行，來培育它的核心競爭力。與此相反，在過去十多年里在香港市場上市的大型國有企業，基本上都是國際上大投行的主戰場。它們籌集回來的是美元或港幣，要換回人民幣，導致我們本來儲蓄就多的情況下，人民銀行又得入市干預，買回這些外幣，投放大量人民幣。此外還有PE。中國并不缺錢，儲蓄資金相當豐富，為什么要那么多海外PE呢？就是因為本土的PE市場不發達，它退出機制不發達不通暢，只好到海外去集資，海外退出方便、制度完善。而其結果卻加劇了整個中國在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錯配。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有高達兩萬億的外幣資產，而它的負債方全部是人民幣，匯率風險很大程度上是人民銀行承擔的。人民銀行的作為其實是很有限的。這些都是由經濟增長方式和生產結構決定的，難以從終端去改變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