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回顧新中國證券市場艱難創立的歷史,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風云人物,一出出悲劇喜劇。他們風云際會的人生,或輝煌亮相,或黯然退場,充滿了讓人感嘆的戲劇性效果。但我們很難看到在這輝煌場面的背后,那些為這出大戲設計了題目、編寫了腳本的后臺工作人員,那些為新中國證券市場的草創做了大量基礎性、鋪墊性工作的執行者。他們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幕后英雄”。他們的貢獻不亞于前臺的主角。 現任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總裁馮國榮,參與了上海證券市場早期一系列開創性的建設,包括第一家證券營業柜臺的建立、第一只股票的發行,直至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和成立。中國證監會前主席劉鴻儒曾對他說:能夠說得清楚上海金融改革整個過程的,現在大概只有你了。 本期我們用馮國榮的故事,從一個側面來對比中國證券市場的今昔,并感謝那些為之默默地作出貢獻的人們。 在中國證券市場,馮國榮向來行事低調。但在上海的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形成過程中,他做出過重要貢獻,絕非等閑人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歷任工商銀行上海分行辦公室秘書、副主任、主任和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辦公室主任,這段時期正是上海金融改革起步和證券市場形成的關鍵時期,他不僅參與了銀行系統的改革,而且在幕后參與了第一只股票的發行、第一家證券營業柜臺的設立,直至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建。特別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制度草創和設計的過程中,在當時人行上海分行行長毛應的領導下,他參與起草、核稿等具體工作,是主要的執筆者。上海證券市場形成初期的許多重要人物,都與他有著很深的工作關系甚至個人淵源。可以說,他是上海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形成、發展全過程的見證人。
證券市場的“史前史”
參與中國證券市場草創籌建工作的前輩,大部分人在回顧中國證券市場的初期歷史時,都是從發行第一只股票、創建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或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說起。對此,馮國榮有自己的獨到看法。他把這段歷史分成醞釀、啟動、發展等幾個階段,這中間有一個符合邏輯的發展過程。醞釀階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也就是銀行從財政脫離,完成真正的、獨立的貨幣經營者的角色轉換的過程。馮國榮說:“這是整個金融改革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后來資金拆借市場、外匯調劑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黃金交易市場得以形成的預設條件和基礎。我本人那時剛好從上海財大畢業,1982年底進入銀行系統工作,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個金融改革風云際會的過程。” 談到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這其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說,這是證券市場的“史前史”。馮國榮說,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純粹計劃經濟時代,大財政,小銀行,銀行是財政的附庸,僅僅是政府的一個出納機關。改革開放以后,銀行從財政脫離出來,又從人民銀行中分設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從財政部分設建設銀行、中國投資銀行。中國銀行體系在1983-1985年之間基本形成。而在銀行內部出現了票據改革。以前銀行沒有票據業務,隨著支票、匯票、本票等票據業務的出現,就自然地出現了票據的貼現和再貼現業務,這樣銀行就有了信用工具,市場承認了商業信用,資金也就不再局限于橫向聯系,出現了資金的拆借市場,各金融機構的資金余缺可以在拆借市場上調劑,資金開始能夠流通了。在資金實現流通的時候,資本市場也開始萌芽了。這些因素一起催生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信用工具,結算都無法結算,證券交易如何進行?也就談不上后來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迅速發展。 馮國榮強調說,發展是一個自然漸進的過程,具有其內在的邏輯關系,后面的內容以前面的發展為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談不上后面的發展。整個發展就是這樣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而他一進入銀行系統,就參與了作為市場基礎的票據業務這一意義深遠的改革。
參與籌備上交所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后半段,是上海證券市場的萌芽和啟動階段。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屬下的信托公司(申銀萬國前身)代理發行了飛樂音響、延中實業等新中國的第一批股票,推出了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從而出現了直接融資,出現了股票的流通。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此時,馮國榮先后擔任工行上海分行的辦公室秘書、副主任、主任,參與了這些有重大突破意義的制度設計、文稿審核等工作。比如,發行B股以籌集外資,這在我國證券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馮國榮清楚地記得,他是如何斟字酌句地確定了所謂B股的定義,即“專供境外法人與自然人認購的、用美元現匯計價的記名式股票”,連“人民幣特種股票,簡稱B股”這兩個名詞,也是他“發明”的,獲得了分管此項業務、時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已英年早逝的羅時林的贊許。 此前,馮國榮在銀行系統基層工作時,曾任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楊浦支行計劃信貸科副科長。闞志東那時就是這個信貸科的信貸員。馮國榮向當時的工行團委推薦,闞志東得以參加中日青年交流計劃,到日本藍澤證券工作,學習證券業務。赴日學習是闞志東證券事業的起步和轉折,回國后,他成了當時國內稀缺的在國外學過證券業務的青年才俊。馮國榮笑著說:“我們那個信貸科后來出了四個證券公司老總,闞志東是一個,還有朱福濤、儲忠兩人分別做了東方證券董事長和聯合證券總裁。后來,我又來做了申銀萬國總裁。” 馮國榮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而仿佛是與證券有緣,就在上交所籌辦前,他調到人行上海分行任辦公室主任。當時,人民銀行分管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所有金融業務及機構,而人行上海分行直接負責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成立,以及成立后初期發展階段的管理。當時,上海有一個股份制改革的三人領導小組,一個是原人行上海分行行長李祥瑞,一個是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圣,另一個就是他的老師、時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領導作出安排,拍板決策,具體的工作就由馮國榮領導的辦公室來做。當時人行沒有政策研究室,沒有體制改革辦公室,凡是與體制改革、政策研究有關的事情,都集中由辦公室處理。作為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對文件的調研、起草、審核,直至最終公布,都起著關鍵的作用。特別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性質、交易和結算的方式、會員制、交易所章程等的確定和文本起草,基本上都是由當時的金融監管處和辦公室完成的。 “說實話,那時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做。我們都沒見過真正的交易所。”馮國榮說,“所以像尉文淵、闞治東、管金生那樣的一批開拓者確實了不起。他們是在一無所知的前提下創造歷史。籌辦上海證券交易所時,由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起草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則和章程。我也是一無所知。我也沒去過國外,沒考察過國外的交易所,充其量只參觀過香港交易所,參考資料也極其缺乏。李祥瑞把他的一個曾任臺灣‘財政部長’的同學送他的一套法規匯編給我,作為參考資料。所以上海證券市場的早期設計,帶有濃厚的臺灣證券市場的特點和痕跡。因為我們參考的就是臺灣的市場、臺灣的法規和理論。” 說到這里,馮國榮忍不住笑著說,“早期許多開創性的規章,都是我們起草或者審稿的。當時的規則很粗糙,特點很明顯,就是多少都帶了點臺灣證券市場法規的痕跡。這個事情現在講起來似乎很不上臺面,但這就是歷史。那時也沒什么‘海歸’,現在的‘海歸’們那時正忙著‘出海’。” 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時,據說總經理人選有幾個:一位是人行上海分行金管處處長,年紀有點大了;一位是尉文淵,金管處的副處長,年富力強;還有一位就是馮國榮。因為馮國榮是辦公室主任,領導不肯放。歷史就選擇了尉文淵。 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仍然歸人行上海分行管理,交易所的制度修訂甚至對外發言,也仍然需要經過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的審核后才能發表。馮國榮甚至還要管證券市場的新聞和輿論,當時的人行負有窗口政策指導的重要職能,上海市委宣傳部曾為此專門發過內部文件,規定上海市場上的證券新聞、評論,要由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主任馮國榮審核簽字后,才能見報。馮國榮甚至親自跑新聞出版署要批文,創辦了公開發行的《上海金融報》,并擔任首任主編。
帶領申萬起死回生
2001年,馮國榮由幕后走上前臺。 當年,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案的“中科創事件”爆發。該事件給申銀萬國證券公司帶來了高達幾十個億的損失,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公司的注冊資本。這家新中國證券市場最老牌的證券公司,面臨著生死存亡一線之隔的艱難境地。 申銀萬國曾經主承銷新中國第一只A股、B股,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創造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許多“第一”。這家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催生了中國證券市場的證券公司,此時面臨著無數的債權債務糾紛甚至刑事糾葛,這回還能重新站起來嗎?很多人表示懷疑。 正是在這個萬般艱難、前途莫測的情況下,馮國榮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從中國光大銀行黨組副書記、副行長兼上海分行行長的位置上,被調派來處理危機。隨后,他又被正式任命為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總裁。 “我接手申萬時,是申萬最困難的時候。”馮國榮說,“‘中科創事件’以及后來的委托理財糾紛使公司面臨嚴重的挑戰。你知道我最苦的時候怎么樣,現金流量都斷了!但工資不得不發呀,而且一個也不能掉隊(裁員)。除了工資外,其他我全部停掉。所以他們說老馮有大將風度,這種危急困難的情況也扛下來了,其實是勉為其難。最難的時候,有一點我腦子里很清楚,就是堅持合規經營的底線,絕對不挪用客戶保證金,確保資金鏈不斷,維護公司的聲譽。但是確實平衡不了呀,沒有資本補充機制,缺乏合規融資渠道,市場又很低迷,流動性確實很困難。這個難題幾乎無解!”說起這件事,馮國榮感慨萬千。 馮國榮千方百計節支增效。2003年到2005年,三年里申萬的營業費用下降了45%,公司的業務漸漸走上正軌。2005年,經過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聯合大檢查后,人民銀行正式宣布,經貸前調查,申銀萬國經營基本正常,沒有發現挪用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情況,但存在流動性困難,擬對其給予再貸款支持。后來,又改為匯金公司向申銀萬國注資25億元,并計劃提供15億元流動性支持,實際上后來提供了4.5億元。匯金因而成為申銀萬國的大股東。這是國務院關于證券公司綜合治理政策在申銀萬國的體現,也創造了應對與處置金融風險的新經驗。申萬終于得以重新走上發展之路。 馮國榮說:“從2001年到現在的這六七年里,我們已經把申萬的所有歷史遺留問題處理掉了,全部窟窿都已填平。這一點確實很不容易。現在申萬的資本金很充足,凈資產有100多億,凈資本有90多億,凈資本率達到90%以上。這幾年來,申萬全面推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建設,建立完善風險控制體系,公司還獲得了創新試點資格,被評為A類AA級券商。2007年我們取得的利潤是過去11年稅利的總和,公司整體情況是空前的好。這充分說明國務院關于證券公司綜合治理政策十分英明。” 馮國榮說:“過了這個坎以后,我們真的吸取了教訓。證券是高風險的行業,控制住風險,才有利益和未來,把握不住風險,垮起來會很快。申萬在發展過程中,總結了自身經驗,看到了違規的代價,看到了出錯的成本,所以我們很小心謹慎,加強合規建設,完善內控制度,全力規避風險。看起來好像走得慢了一點,但最終會看到未必慢。反過來,風險控制不好,一時看起來好像很快,但最終可能并不快甚至垮掉。這樣跌跟頭的公司,相信接下來還會有。” “不過,小心謹慎不是說就不要創新了。申萬歷來有創新的精神,‘開拓創新、追求卓越’是我們的企業文化,現在我們仍在創新。”馮國榮說,“我來到申萬以后,公司做了兩件對未來的歷史而言極有意義的事情。一是率先推出了代辦股份轉讓業務,解決了上市公司的退市問題。”馮國榮認為,這是申萬近年來為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作出的最大貢獻,是一項重大創新和突破,其意義不亞于當初發行第一只股票。“二是成為國內第一家QFII代理商。申萬率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通過了外國機構和投資者的審核。UBS(瑞士銀行)是世界最大的銀行,在選擇之前對我們進行了六輪盡職調查,最終選定我們作為他的QFII合作方。QFII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中國市場的封閉性,其意義自不待言。”目前在代辦轉讓系統和QFII兩塊業務中,申萬都是市場占有率最高的。作為老牌證券公司,申萬老枝發新芽,煥發改革的青春。 其實,申萬另有一件了不起的卻不太為外人所知的事情,是擁有一家境外上市公司——申銀萬國香港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的上市代碼為0218。這家公司成立已經17年了,是香港全牌照的證券公司,可以從事香港所有的證券業務。不過,馮國榮說,當初這家公司也面臨嚴重危機。“我來申萬后,花了很大的力氣,在公司中建立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結構,按照香港的監管規則進行全過程的合規體系建設,加強內控,全面推進業務拓展。過去,公司股價最低只有0.20港元,后來最高達到17港元,現在是3港元左右。在香港這個國際市場上,這個股價是實打實的,重要的不是市盈率,是分紅,是業績。我們每年兩次現金分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適應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游戲規則,為我們以后的國際化經營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與組織準備。在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由于我們對此意識較早,處理及時,香港公司未受損失。” “現在,申銀萬國已經是一家國際化的金融機構。我們的職員中有美國人、菲律賓人、韓國人、日本人等。這幾年我們也已經開始在境外布局了,香港以外,在韓國、日本已建立了代表處,臺灣、新加坡都準備籌建。而且在國內券商中,唯有申銀萬國每年在境外搞CIO路演。去年在韓國和日本,今年在加拿大,都很成功。我們依托了申銀萬國研究所強大的研究力量,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同時與國際戰略投資者建立聯盟的關系。” 馮國榮現在的一個心愿,是實現申銀萬國的上市,從而成為中國最強、最好、最大的證券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