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回顧新中國證券市場艱難創立的歷史，我們看到了一個個風云人物，一出出悲劇喜劇。他們風云際會的人生，或輝煌亮相，或黯然退場，充滿了讓人感嘆的戲劇性效果。但我們很難看到在這輝煌場面的背后，那些為這出大戲設計了題目、編寫了腳本的后臺工作人員，那些為新中國證券市場的草創做了大量基礎性、鋪墊性工作的執行者。他們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幕后英雄”。他們的貢獻不亞于前臺的主角。
　　現任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總裁馮國榮，參與了上海證券市場早期一系列開創性的建設，包括第一家證券營業柜臺的建立、第一只股票的發行，直至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和成立。中國證監會前主席劉鴻儒曾對他說：能夠說得清楚上海金融改革整個過程的，現在大概只有你了。
　　本期我們用馮國榮的故事，從一個側面來對比中國證券市場的今昔，并感謝那些為之默默地作出貢獻的人們。
　　在中國證券市場，馮國榮向來行事低調。但在上海的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形成過程中，他做出過重要貢獻，絕非等閑人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歷任工商銀行上海分行辦公室秘書、副主任、主任和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辦公室主任，這段時期正是上海金融改革起步和證券市場形成的關鍵時期，他不僅參與了銀行系統的改革，而且在幕后參與了第一只股票的發行、第一家證券營業柜臺的設立，直至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建。特別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制度草創和設計的過程中，在當時人行上海分行行長毛應的領導下，他參與起草、核稿等具體工作，是主要的執筆者。上海證券市場形成初期的許多重要人物，都與他有著很深的工作關系甚至個人淵源。可以說，他是上海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形成、發展全過程的見證人。

證券市場的“史前史”

　　參與中國證券市場草創籌建工作的前輩，大部分人在回顧中國證券市場的初期歷史時，都是從發行第一只股票、創建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或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說起。對此，馮國榮有自己的獨到看法。他把這段歷史分成醞釀、啟動、發展等幾個階段，這中間有一個符合邏輯的發展過程。醞釀階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也就是銀行從財政脫離，完成真正的、獨立的貨幣經營者的角色轉換的過程。馮國榮說：“這是整個金融改革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后來資金拆借市場、外匯調劑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黃金交易市場得以形成的預設條件和基礎。我本人那時剛好從上海財大畢業，1982年底進入銀行系統工作，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個金融改革風云際會的過程。”
　　談到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這其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說，這是證券市場的“史前史”。馮國榮說，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純粹計劃經濟時代，大財政，小銀行，銀行是財政的附庸，僅僅是政府的一個出納機關。改革開放以后，銀行從財政脫離出來，又從人民銀行中分設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從財政部分設建設銀行、中國投資銀行。中國銀行體系在1983-1985年之間基本形成。而在銀行內部出現了票據改革。以前銀行沒有票據業務，隨著支票、匯票、本票等票據業務的出現，就自然地出現了票據的貼現和再貼現業務，這樣銀行就有了信用工具，市場承認了商業信用，資金也就不再局限于橫向聯系，出現了資金的拆借市場，各金融機構的資金余缺可以在拆借市場上調劑，資金開始能夠流通了。在資金實現流通的時候，資本市場也開始萌芽了。這些因素一起催生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信用工具，結算都無法結算，證券交易如何進行？也就談不上后來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迅速發展。
　　馮國榮強調說，發展是一個自然漸進的過程，具有其內在的邏輯關系，后面的內容以前面的發展為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談不上后面的發展。整個發展就是這樣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而他一進入銀行系統，就參與了作為市場基礎的票據業務這一意義深遠的改革。

參與籌備上交所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后半段，是上海證券市場的萌芽和啟動階段。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屬下的信托公司（申銀萬國前身）代理發行了飛樂音響、延中實業等新中國的第一批股票，推出了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從而出現了直接融資，出現了股票的流通。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此時，馮國榮先后擔任工行上海分行的辦公室秘書、副主任、主任，參與了這些有重大突破意義的制度設計、文稿審核等工作。比如，發行B股以籌集外資，這在我國證券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馮國榮清楚地記得，他是如何斟字酌句地確定了所謂B股的定義，即“專供境外法人與自然人認購的、用美元現匯計價的記名式股票”，連“人民幣特種股票，簡稱B股”這兩個名詞，也是他“發明”的，獲得了分管此項業務、時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已英年早逝的羅時林的贊許。
　　此前，馮國榮在銀行系統基層工作時，曾任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楊浦支行計劃信貸科副科長。闞志東那時就是這個信貸科的信貸員。馮國榮向當時的工行團委推薦，闞志東得以參加中日青年交流計劃，到日本藍澤證券工作，學習證券業務。赴日學習是闞志東證券事業的起步和轉折，回國后，他成了當時國內稀缺的在國外學過證券業務的青年才俊。馮國榮笑著說：“我們那個信貸科后來出了四個證券公司老總，闞志東是一個，還有朱福濤、儲忠兩人分別做了東方證券董事長和聯合證券總裁。后來，我又來做了申銀萬國總裁。”
　　馮國榮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而仿佛是與證券有緣，就在上交所籌辦前，他調到人行上海分行任辦公室主任。當時，人民銀行分管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所有金融業務及機構，而人行上海分行直接負責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成立，以及成立后初期發展階段的管理。當時，上海有一個股份制改革的三人領導小組，一個是原人行上海分行行長李祥瑞，一個是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圣，另一個就是他的老師、時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領導作出安排，拍板決策，具體的工作就由馮國榮領導的辦公室來做。當時人行沒有政策研究室，沒有體制改革辦公室，凡是與體制改革、政策研究有關的事情，都集中由辦公室處理。作為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對文件的調研、起草、審核，直至最終公布，都起著關鍵的作用。特別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性質、交易和結算的方式、會員制、交易所章程等的確定和文本起草，基本上都是由當時的金融監管處和辦公室完成的。
　　“說實話，那時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做。我們都沒見過真正的交易所。”馮國榮說，“所以像尉文淵、闞治東、管金生那樣的一批開拓者確實了不起。他們是在一無所知的前提下創造歷史。籌辦上海證券交易所時，由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起草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則和章程。我也是一無所知。我也沒去過國外，沒考察過國外的交易所，充其量只參觀過香港交易所，參考資料也極其缺乏。李祥瑞把他的一個曾任臺灣‘財政部長’的同學送他的一套法規匯編給我，作為參考資料。所以上海證券市場的早期設計，帶有濃厚的臺灣證券市場的特點和痕跡。因為我們參考的就是臺灣的市場、臺灣的法規和理論。”
　　說到這里，馮國榮忍不住笑著說，“早期許多開創性的規章，都是我們起草或者審稿的。當時的規則很粗糙，特點很明顯，就是多少都帶了點臺灣證券市場法規的痕跡。這個事情現在講起來似乎很不上臺面，但這就是歷史。那時也沒什么‘海歸’，現在的‘海歸’們那時正忙著‘出海’。”
　　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時，據說總經理人選有幾個：一位是人行上海分行金管處處長，年紀有點大了；一位是尉文淵，金管處的副處長，年富力強；還有一位就是馮國榮。因為馮國榮是辦公室主任，領導不肯放。歷史就選擇了尉文淵。
　　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仍然歸人行上海分行管理，交易所的制度修訂甚至對外發言，也仍然需要經過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的審核后才能發表。馮國榮甚至還要管證券市場的新聞和輿論，當時的人行負有窗口政策指導的重要職能，上海市委宣傳部曾為此專門發過內部文件，規定上海市場上的證券新聞、評論，要由人行上海分行辦公室主任馮國榮審核簽字后，才能見報。馮國榮甚至親自跑新聞出版署要批文，創辦了公開發行的《上海金融報》，并擔任首任主編。

帶領申萬起死回生

　　2001年，馮國榮由幕后走上前臺。
　　當年，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案的“中科創事件”爆發。該事件給申銀萬國證券公司帶來了高達幾十個億的損失，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公司的注冊資本。這家新中國證券市場最老牌的證券公司，面臨著生死存亡一線之隔的艱難境地。
　　申銀萬國曾經主承銷新中國第一只A股、B股，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創造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許多“第一”。這家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催生了中國證券市場的證券公司，此時面臨著無數的債權債務糾紛甚至刑事糾葛，這回還能重新站起來嗎？很多人表示懷疑。
　　正是在這個萬般艱難、前途莫測的情況下，馮國榮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從中國光大銀行黨組副書記、副行長兼上海分行行長的位置上，被調派來處理危機。隨后，他又被正式任命為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總裁。
　　“我接手申萬時，是申萬最困難的時候。”馮國榮說，“‘中科創事件’以及后來的委托理財糾紛使公司面臨嚴重的挑戰。你知道我最苦的時候怎么樣，現金流量都斷了！但工資不得不發呀，而且一個也不能掉隊（裁員）。除了工資外，其他我全部停掉。所以他們說老馮有大將風度，這種危急困難的情況也扛下來了，其實是勉為其難。最難的時候，有一點我腦子里很清楚，就是堅持合規經營的底線，絕對不挪用客戶保證金，確保資金鏈不斷，維護公司的聲譽。但是確實平衡不了呀，沒有資本補充機制，缺乏合規融資渠道，市場又很低迷，流動性確實很困難。這個難題幾乎無解！”說起這件事，馮國榮感慨萬千。
　　馮國榮千方百計節支增效。2003年到2005年，三年里申萬的營業費用下降了45%，公司的業務漸漸走上正軌。2005年，經過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聯合大檢查后，人民銀行正式宣布，經貸前調查，申銀萬國經營基本正常，沒有發現挪用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情況，但存在流動性困難，擬對其給予再貸款支持。后來，又改為匯金公司向申銀萬國注資25億元，并計劃提供15億元流動性支持，實際上后來提供了4.5億元。匯金因而成為申銀萬國的大股東。這是國務院關于證券公司綜合治理政策在申銀萬國的體現，也創造了應對與處置金融風險的新經驗。申萬終于得以重新走上發展之路。
　　馮國榮說：“從2001年到現在的這六七年里，我們已經把申萬的所有歷史遺留問題處理掉了，全部窟窿都已填平。這一點確實很不容易。現在申萬的資本金很充足，凈資產有100多億，凈資本有90多億，凈資本率達到90%以上。這幾年來，申萬全面推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建設，建立完善風險控制體系，公司還獲得了創新試點資格，被評為A類AA級券商。2007年我們取得的利潤是過去11年稅利的總和，公司整體情況是空前的好。這充分說明國務院關于證券公司綜合治理政策十分英明。”
　　馮國榮說：“過了這個坎以后，我們真的吸取了教訓。證券是高風險的行業，控制住風險，才有利益和未來，把握不住風險，垮起來會很快。申萬在發展過程中，總結了自身經驗，看到了違規的代價，看到了出錯的成本，所以我們很小心謹慎，加強合規建設，完善內控制度，全力規避風險。看起來好像走得慢了一點，但最終會看到未必慢。反過來，風險控制不好，一時看起來好像很快，但最終可能并不快甚至垮掉。這樣跌跟頭的公司，相信接下來還會有。”
　　“不過，小心謹慎不是說就不要創新了。申萬歷來有創新的精神，‘開拓創新、追求卓越’是我們的企業文化，現在我們仍在創新。”馮國榮說，“我來到申萬以后，公司做了兩件對未來的歷史而言極有意義的事情。一是率先推出了代辦股份轉讓業務，解決了上市公司的退市問題。”馮國榮認為，這是申萬近年來為金融改革和證券市場作出的最大貢獻，是一項重大創新和突破，其意義不亞于當初發行第一只股票。“二是成為國內第一家QFII代理商。申萬率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通過了外國機構和投資者的審核。UBS（瑞士銀行）是世界最大的銀行，在選擇之前對我們進行了六輪盡職調查，最終選定我們作為他的QFII合作方。QFII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中國市場的封閉性，其意義自不待言。”目前在代辦轉讓系統和QFII兩塊業務中，申萬都是市場占有率最高的。作為老牌證券公司，申萬老枝發新芽，煥發改革的青春。
　　其實，申萬另有一件了不起的卻不太為外人所知的事情，是擁有一家境外上市公司——申銀萬國香港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的上市代碼為0218。這家公司成立已經17年了，是香港全牌照的證券公司，可以從事香港所有的證券業務。不過，馮國榮說，當初這家公司也面臨嚴重危機。“我來申萬后，花了很大的力氣，在公司中建立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結構，按照香港的監管規則進行全過程的合規體系建設，加強內控，全面推進業務拓展。過去，公司股價最低只有0.20港元，后來最高達到17港元，現在是3港元左右。在香港這個國際市場上，這個股價是實打實的，重要的不是市盈率，是分紅，是業績。我們每年兩次現金分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適應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游戲規則，為我們以后的國際化經營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與組織準備。在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由于我們對此意識較早，處理及時，香港公司未受損失。”
　　“現在，申銀萬國已經是一家國際化的金融機構。我們的職員中有美國人、菲律賓人、韓國人、日本人等。這幾年我們也已經開始在境外布局了，香港以外，在韓國、日本已建立了代表處，臺灣、新加坡都準備籌建。而且在國內券商中，唯有申銀萬國每年在境外搞CIO路演。去年在韓國和日本，今年在加拿大，都很成功。我們依托了申銀萬國研究所強大的研究力量，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同時與國際戰略投資者建立聯盟的關系。”
　　馮國榮現在的一個心愿，是實現申銀萬國的上市，從而成為中國最強、最好、最大的證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