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影響宏觀經濟走向的外部環境、內部結構、社會效果等三個基本前提都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日益突出了政策調整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作適度調整勢在必行。
明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頭一年,“十二五”定什么調將會影響未來30年的走向。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勢在必行。尤其是決定宏觀政策走向的三個基本前提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調整的必然性和緊迫性正日益突出。 那么,為什么說“十二五”如此重要,會影響未來30年的走向呢?因為這一甲子的中國經濟到“十一五”結束后,正好走過了兩個30年的大階段。到“十二五”開始又將是一個歷史新起點。就經濟而言,影響“十二五”及未來政策走向的三大前提,也就是外部環境、內部結構、社會效果,與前30年相比,都已發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這是分析未來經濟走向的重要觀察點。 首先是外部環境問題。外部環境的變化是影響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重要因素。先來看幾個信號。今年稍早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稱,“大家都必須實現再平衡。那些存在對外逆差的國家需要增加儲蓄和出口。那些存在對外順差的國家需要增加消費和內需。”他表示,今后5年要把美國的出口翻一番。為了重振本土工業,美國還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戰略,后又推出了制造業促進法案。 來自德國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德國出口同比增長18.2%。其中,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額顯著增長,為德國經濟復蘇注入了強勁動力。今年1月到6月,中國對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的進出口貿易明顯提速。尤其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以來,東盟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增長54.7%,其中出口增長45.4%,進口增長64.0%。 透過上述事例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第一,中國正在成為發達經濟體平衡貿易關系、加大出口的對象。但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則難有起色,只能在別的方面尋找突破。第二,由于發達經濟體開始加大出口、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這將對中國的出口和產業升級構成直接挑戰。過去那種依賴外需以求得發展的條件已完全改變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其次是內部結構問題。內部結構的調整是影響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2008年秋,華爾街爆發了金融危機。表面上看,這是金融領域的事,實際上這是全球生產、貿易及其他經濟關系總調整的標志。從那一刻起,世界經濟便開始了大調整,中國與外部經濟的關系也因此遭遇了“被調整”的尷尬,并發生了深刻變化,并直接導致了自己的內部經濟結構必須作出相應調整。 這種調整不是局部的改造,而是整個系統、整個結構的重置,是發展的外源性動力正在減弱與內生性動力需要加強之間的調整。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投資、消費、出口三者關系的調整;二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布局的調整;三是商品及要素市場的調整;四是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這中間,最為關鍵的是要改變非均衡增長的發展方式,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向均衡性增長的方向轉變。 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經濟發展的社會效果問題。經濟發展的社會效果如何,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產生催化性影響。從前30年的情況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一缺技術,二缺外匯,三缺資本,四缺人才,在這種情況下,采取在少數特區先行先試,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政策,以此積累財富,做大產業,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事實證明,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在特殊時期,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國民財富的積累,確實能夠起到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它的負面作用也同樣突出。比如,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及社會和諧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與社會代價也在日益加大。別的不說,僅就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失衡看,問題就很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改變已經失衡的社會資源配置,不慎重處理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不考慮社會公眾對平等發展權的要求,不改變非均衡的發展方式,那是很難再取得公眾認可的社會成效的。由此觀察,當影響經濟走向的外部環境、內部結構和社會效果等三大前提條件都已發生深刻變化時,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作出適當調整就不會是很遙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