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在歐洲的債務危機讓人們對全球經濟發展的預期產生了很大影響。市場在過去兩年中關注的是金融危機，擔心金融機構的傾覆及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匱乏。政府救助了金融機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金融市場的有效性。但是肇始于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開始讓人們關注政府的負債，并且擔憂這種負債會演變成另一場全球性危機。
　　實際上，這種思維的轉變并不合理，希臘債務危機不可能演變成全球性的主權債務危機。判斷一個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的因素有三：債務本身的大小、付息成本、經濟增長率。希臘發生了債務危機是因為這三個因素它都占了，債務規模大，付息成本高，經濟增長率低。而除去歐洲發生債務危機或存在主權債務高風險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等幾個國家，全球主要經濟體目前并未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高風險中。
　　發達國家中負債率最高的是日本，其債務總額約占GDP的190%至200%，雖然日本的債務水平在上漲，但是日本過去5年利率水平一直在下降，因此為債務支付的利息成本較低。日元也被認為是比較保險的資產，對日本債券的需求一直都在。美國的主權債務水平占GDP的60%至70%，債務規模不算大，而且美國政府掌握了美元這一世界貨幣的發行權，可以轉嫁成本。
　　對歐洲債務危機的關注，其實是歐元體系出問題了，像希臘這樣的實力較弱的國家本就不應該出現在歐元區中。多年來美國的宏觀經濟學家一直堅持認為，歐元區違背了一些基本的共同貨幣區的準則。
　　總的來說，就債務危機而言，多數人對美國的判斷缺乏合理性，對于歐洲和日本的判斷缺乏準確性。而對中國來說，這一問題則有些復雜。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外界對中國政府的負債水平存有爭議。
　　外界估計的中國政府的負債水平和中國自己估計的有很大偏差。原因在于，對中國來說，債務邊界的界定是個大問題，比如，國企的負債算不算政府負債？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水平到底有多大？美國西北大學學者史宗瀚（Victor Shih）今年1月份做了一份報告，收集了中國地方融資平臺的發債報告，據此估計政府負債水平達到了GDP的70%，比國際機構的估計高的多，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只能按照官方的數據，不包括地方融資平臺。史宗瀚的這份報告在國外的基金經理中引起很大關注。
　　有人說，中國政府手中握有土地、國企等資產，因為可以抵消債務的風險，這是無稽之談，是一種很奇怪的物理算法。土地、國企等資產的價值實際上取決于它們能產生的價值。在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定水平的時候，政府掌握這些資產有價值，而一旦出現了經濟危機，這些資產馬上就不值錢了，因為這些資產無法產生價值了，其本身也喪失了價值。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歷就是一個例子，那么多國企轉瞬間變得一文不值，甚至變成了負債。再比如，韓國最大的銀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只賣了4億美元。現在看來很多資產在危機中很可能很快就變為零。
　　中國的債務水平限制了政府的調控政策的選擇。目前來看，中國有四條路可以走。第一條，現在就開始做希臘政府做的事，精簡機構，減少支出。這條路在當前的政治體制下比較難走。第二，保持觀望，不加息，產生的不良后果就是通脹，因為資金成本為負。第三個選擇是加息，結果就是出現呆壞賬，企業倒閉，就業受影響。第四條路就是溫和加息，把負利率變成零，這樣可能出現一部分企業出問題，然后將其私有化。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出路，但是也是治標不治本。
　　中國過去幾年都是進行大規模密集的投資，隨著通貨膨脹水平的上升，這種戰略越來越難以持續。中國一直在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際上只是轉變了投資方式，以前是投資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現在去投資新能源等行業，但是還是投資制造業，還是需要能源，需要投資。而且中國生產的新能源產品大部分出口，生產是耗能的，消費才是節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