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其南部鄰居可觀的貿易盈余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德國與南部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不平衡，是這些成員國痛苦的根源。在過去十年里，通過保持工資平平，已經令德國的工業很有競爭力。結果，德國的工資限制已經導致了一個對德國固定名義匯率的實際折扣。在損害了南歐國家利益的情況下，這幫助德國贏得了市場份額。這些成員支持這個觀點。實際上，在1994-2009年期間，德國以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實施了真實有效的貶值，幅度大約是20%。這是很可觀的。
　　但是，這個觀點隱藏了很重要的一點：德國通過外遷工廠降低了其相對的勞動力成本。德國公司加大了在東歐的離岸生產力度，比如俄羅斯和烏克蘭。
　　首先，與澳大利亞相比，在東歐的共產主義失敗后，德國在利用這些機會方面很緩慢。在1999年，澳大利亞在東歐的對外直接投資接近其對外總投資的90%，德國只是4%。
　　1990年代中后期，德國轉變了戰略，開始在東歐大量投資。在2004-2006年間，德國在這一地區的投資增加到約30%。這一通過限制價值鏈的方式已經比工資限制更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德國在東歐的公司生產率水平是本土公司的3倍，也因為德國母公司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了近20%。
　　結果，把工廠搬遷到東歐讓德國公司具有了全球生產力，幫助他們贏得了世界市場的份額。這也是為什么德國和澳大利亞具有較低失業率的原因。
　　德國的熟練工短缺，工廠搬到東歐也令德國本土的熟練工工資降低。德國公司把技術密集型那部分價值鏈搬走，以去剝削東歐工資較低的熟練工。德國本土對于熟練工的需求就降低了，也減輕了這部分人的工資上漲壓力。因此，通過增加德國公司的勞動生產率和通過降低熟練工的工資，搬遷也就改善了德國的競爭力。
　　德國和澳大利亞已經向東部擴展了很多，這也是常說的歐元區的問題，與美國相比，它缺乏勞動力靈活性和財政集中度。但是，澳大利亞和德國的證據暗示，歐洲已經發明了一個新的機制，即以公司限制價值鏈。結果，雖然國家邊界對于競爭力來說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但是公司邊界變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