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引導江浙民間資本的取向，政策方向并不在于如何“走出去”，而是如何“引進來”。吸引更多的外地、外國資金進入江浙地區，讓場外資金去發掘當地的投資優勢、入股當地的投資股權，反而有可能從內部實現企業管理模式的嬗變。持續的改革推進，是讓民間游資逐步轉化為正規軍的關鍵所在，而當下樓市炒作的退潮恰恰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新機遇。

　　調控重拳收緊了房貸閘門，“炒房者”受挫，但民間游資的去向則充滿懸疑。有媒體近日調查顯示，大批溫州投資客目前都在觀望，并表示至少近期不會考慮投資房地產。原先游走在各大城市樓盤間的千億元溫州民資將另覓方向。
　　應當看到的是，游資沖動是中國經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調控部門需要積極引導和拓寬民間投資渠道。但另一方面，發家于生產作坊的諸多江浙民營資本，已形成了投資慣性，其運作思維很難與現代管理制度相匹配，由此嚴重阻滯了民資探尋新出路的進程。所以，引導民間游資回歸實體經濟的努力，不僅在于拓寬投資渠道，民營企業如何盡快打破家族企業制度的束縛，已然成了一個重要的調控課題。
　　長期以來，民間游資一直與“炒”字密切聯系，在炒房之外，辣椒、大蒜、出租車、拍照等有投機價值之物，皆曾被民間資本“炒”過。事實上，“炒”，或許能給投資者帶來瞬間暴富機會，但其中蘊藏的風險也不容小覷。不久前，溫州在迪拜的炒房團鎩羽而歸，就是一個顯例。而此次樓市投機資金因為嚴厲的調控政策而撤離，恰恰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民間資本冷靜思考究竟如何規范投資。
　　在民營資本發達的溫州，當地政府正在出手籌備“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以期為炒房資本提供一個類似于股權投資、風險投資等規范的投資渠道。然而，除非是有朋友熱情介紹，相邀共同投資，溫州商人對此往往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發家于小作坊的第一代開拓者對股權式運作頗有質疑，認為這一模式遠沒有“家長式”的家族管理可靠。股權分散，意味著話語權旁落，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溫州商人雖然具有敏銳的市場嗅覺，但股權投資顯然已超乎他們的所長，缺乏專業金融知識掣肘了他們的投資熱情。許多溫州商人對傳統投機行為仍然十分眷戀，或一廂情愿地認為當前樓市調控是“特定時期制定的特殊政策”，對炒房的熱情未減；或伺機尋找下一個炒作目標。
　　溫州商人謹慎冷對股權投資，其實早有前車之鑒。2008年，溫州首家按照國際模式設立的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東海創投，高調成立不到一年，便因內部股東紛爭而瀕臨崩盤。這一案例，給當地股權投資市場帶來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反思該案例的經驗教訓頗具現實意義。實際上，東海創投失敗的關鍵，是溫州商人長期形成的固有思維難以融入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胡旭蒼為代表的溫州股東，希望投資能夠“快進快出”、迅速盈利，而對公司未來前程則并無關注。這種“一飛沖天”的冒進理念，與其他合作伙伴永續經營的思路不斷發生碰撞。而在實際運營中，溫州股東對通過報表和數據來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做法，也有相左的意見。當然，這些提議源于他們諳熟當地企業特征，但既然機構要按照國際模式運作，即便是當地環境不甚成熟，相關環節還是不可或缺的。凡此種種摩擦，最終導致了機構的夭折結局。
　　盲目投資、盈利短視、風險承受能力低下、對外來資金管理者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溫州商人所表現出來的這些共性，加劇了當地股權投資機構按國際模式運作的難度。但從長期看，改革江浙民間資金熱衷炒作的狀況勢在必行，短期的嘗試失敗，并不意味著改革推進的終止。傳統的投資思路，固然能夠讓本鄉人抱團取暖，共渡難關，但是卻很難與現代企業的運行模式相吻合，延續家族制管理理念的這一制度，在為他們成功實現原始資本積累后，已然成為溫州商人繼續做大做強的絆腳石。以此觀之，有關部門在為民間資本打開金融市場大門的同時，需要對既有的企業經營理念進行梳理。民營企業只有從家族制管理模式中破殼而出、擺脫“一言堂”家長式治理軌道，才可能從根本上接受規范的資本投資路徑。
　　筆者的建議在于，“開放”是修正管理體制的最佳渠道。在民間資本同樣充裕的深圳，其市場投資氛圍和意識就與溫州明顯不同，市場利率定價、國際風格的投資選擇、對制造業升級的投資渴望也遠多于江浙民間資本。如果就民間資本運作的市場成熟度而言，深圳要強于江浙一帶的民間資本。而兩地的最大區別，就是江浙處于相對封閉的市場環境，而深圳則長期處于深港合作的開放市場背景中。因此，對于江浙民間資本去向的合理引導，政策方向并不在于如何“走出去”，而是如何“引進來”。盡管江浙民間并不缺錢，但是吸引更多的外地、外國資金進入江浙地區，讓場外資金去發掘當地的投資優勢、入股當地的投資股權，反而有可能從內部實現企業管理模式的嬗變。盡管既有的改革實踐遇到了挫折，但持續的改革推進，才是讓民間游資逐步轉化為正規軍的關鍵所在，而當下樓市炒作的退潮恰恰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