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130名參議員聯合上書財政部，要求奧巴馬政府在人民幣匯率方面對中國施壓，認為人民幣貶值意味著暗中對中國出口企業的補貼，不利于國外競爭者公平競爭。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且讓我們細細看看，擾動各國貨幣體系，制造紊亂、操縱匯率的到底是誰？
　　先看美元與美國經濟復蘇的節奏巧妙的吻合。2009年以來，全球經濟危機清楚地勾勒出三個階段，即危機惡化階段（2009年初至3月初）、危機回暖階段（2009年3月初至10月末）、危機復蘇階段（2009年10月末至12月）。這種危機的階段劃分，分別以美國資本市場價格回升和GDP結束深幅下滑實現正增長為兩階段的標志。而美元周期恰恰與經濟復蘇周期相對應。在危機惡化階段，全球金融市場都在“去杠桿化”，美元利用“避險屬性”和階段性強勢吸引資金回流本土，以平衡資產負債表；到了第二階段，美國放開美元流動性閥門，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刺激了資本市場的強勁反彈，也通過美元大幅貶值刺激了實體經濟，特別是貿易的強勢復蘇；在第三階段，美國第三季度經濟結束深度衰退，實現3.5%（季調后為2.2%）的正增長，美元便完成了調節經濟復蘇的“平衡器”任務，為保持美元利益平衡回補一年以來階段性缺口，反彈幅度超過5%。
　　眼下的第四個階段（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又起波瀾），美元出現強勁反彈，自去年11月底以來升值近10%。與此對應的是，歐洲所謂“笨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不斷蔓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正危及歐洲國家信用。以2009年12月希臘宣布赤字嚴重超標為分水嶺，歐元兌美元匯率從1：1.51的歷史高位“掉頭向下”，高盛等國際投資大鱷大舉做空歐元，3個多月來，歐元跌幅超10%， “歐元陷入自誕生以來最嚴重困境”。事實上，這危機背后摻雜了更深層較量，既美元與歐元主導權較量的“貨幣戰爭”。
　　再看美元策略與美國的經濟策略。美元策略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一直是國家利益平衡和危機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總是與美國的經濟策略不謀而合。如何刺激經濟增長、削減雙赤字，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美元顯著貶值，有助于刺激出口，縮小美國的貿易赤字。在美元大幅貶值的10月間，美國貿易逆差比9月經修正后的357億美元縮小7.6%，減至329億美元，有效改善了美國的經常賬戶失衡，刺激了經濟復蘇。
　　其實，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對美國有更大的壓力，因為解決債務赤字，不僅涉及美國負債型經濟發展模式如何延續，也涉及美元如何在匯率大戰中勝出。近期美元升值的一個因素被大多數人忽視了。近來，作為美債的最大持有國，中國連續3個月減持美國國債，引發了美國擔憂。為扭轉美國國債價格不斷下挫的趨勢，增加美債吸引力，沖銷外國政府持有美債風險預期，也誘導美國海外資金回流，他們便大力推升美元。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2010年美國一年以上期限的國債到期額大約為7132億美元，較2009年6465億美元的規模增加了10%，今年一季度，美國還將發行4780億美元國債，半年發債規模共計7540億美元，發債任務如此之重，怎能沒有“強勢美元”的支持？
　　根據奧巴馬政府近期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在2009年財年為83%，之后將沿著上升軌跡運動，在2010財年將攀至94%，2011財年將達99%，2012年將升達101%。由于美國的對外負債主要是以美元計價的，而美國的對外資產主要是以外幣計價的，美元貶值造成的“估值效應”，能降低美國政府的對外真實債務，從而改善財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從二戰后美國債務的削減經驗看，“債務貨幣化”，是比較靈驗的方式。二戰給美國留下了龐大的債務。1946年，美國的公債達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國的公債與GDP的比率降至36%。在兩代人的時間內，美國削減了相當于GDP的70%以上的公債。如果把降低債務的“名義增長效應”分為 “實際增長效應”和“通脹效應”兩部分，則歷史經驗數據顯示，從1946年到2003年，實際GDP增長平均每年令公債占GDP的比率降低1.3個百分點，而通脹的作用為1.6個百分點，大于前者。換言之，在整個“名義增長效應”中，通脹的貢獻度為56%。在龐大的債務面前，美國必定靠美元貶值啟動新一輪的債務削減計劃，從貶值中獲得最大的債務消減收益。
　　說到底，以壓迫人民幣升值為武器，迫使中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上讓步，才是美國的主要戰略意圖。追蹤溯源，鑒于美國總是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轉嫁危機，將之作為國家利益平衡和危機治理的撒手锏，依照那些可愛的參議員的思路，全球都應把美國列為最大匯率操縱國，對美元征收匯率的反補貼稅！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