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顯示，初步恢復元氣的美國已擁有較大回旋余地來應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主要發達國家正把改革視線轉移到曠日持久的金融監管爭論上，而政府和大銀行恰好借機大演雙簧戲，致使最為關鍵的貨幣體系改革長期拖延。而一旦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再度成為全球金融符號和力量主宰中心，中國要想博得金融主導權，難度無疑要大得多。
　　最近幾天，施瓦布先生可能切身體會到由其一手創立并擁有巨大影響的世界經濟論壇的邊際效用正在遞減。
　　盡管今年的論壇主題雄心勃勃，但在美國主要政經領袖幾乎集體缺席、全球第二金融大國——英國亦不熱衷的情況下，任憑身材單薄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在主旨演講時如何提高嗓門，嚴詞抨擊金融家們的貪婪，大概也無法改變本次論壇國際關注度大幅縮水的事實。也許，瀕臨破產邊緣的希臘，其總理帕潘德里歐的發言能夠引來一絲同情，畢竟這個西方文明發源地假如真的走向了國家破產不歸路，作為經典資本主義的歐洲列強，臉上肯定是掛不住的。當然，最吸引眼球的還是兩大陣營圍繞是否該加強金融監管而展開的激烈爭論。索羅斯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明星，代表大銀行利益的巴克萊銀行主席羅伯特·戴蒙德在批評奧巴馬的金融監管計劃時可謂毫不留情。反正奧巴馬不在現場，而且金融巨頭們的發言自由是受到最大限度保護的。景色迷人的達沃斯，就這樣見證衣著光鮮的與會者將一場立意宏大的論壇變成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雞尾酒會。
　　達沃斯論壇備受冷落，在某種意義上折射了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政經生態的冷酷。一年前還對奧巴馬政府上臺寄予厚望的有關各國，大概已認識到這位黑人總統其實要比小布什復雜得多。盡管已走下神壇，甚至流露出只能干一屆總統的無奈，但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尤其是阻止一度呼聲高漲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奧巴馬肯定要被打高分。四個月前的G20匹茲堡峰會，由信心滿滿的新興經濟體推動的金融體系改革看起來無限接近成功，奧巴馬似乎也很給面子，親自提議將G20升格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于是G20和G8初步完成了新老交替，各國領導人相約今年6月和11月在加拿大和韓國繼續推進這方面的改革。這次在達沃斯，依然雄心勃勃的薩科齊誓言將在明年的G20峰會上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放在峰會議事日程的重點項；而上任以來一直未見太大作為的韓國總統李明博也想把今年11月的G20峰會變成個人秀。但無論是薩科齊還是李明博，心里不會不明白：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最佳時間窗口已錯過了。白宮及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家們成功地阻止了美元體系的崩潰，美元度過了人工流產的高危期。奧巴馬將美國經濟從蕭條邊緣拉到增長軌道，美國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長了5.7%。于是，差不多恢復元氣的美國已擁有較大回旋余地來應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了。加上一向綁定美國并由此獲得巨大利益回報的英國，改革國際金融秩序遇到的阻力，似乎又回到了危機爆發前的狀態。
　　不僅如此，老辣的美英早在G20匹茲堡峰會上似乎就已經對新興經濟體設套。那次會議上，G20成員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方面沒有達成統一的措施協議或時間表。會議發表的最終聲明盡管強調各國將采取一致行動，提高對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協調和強化薪酬體系，形成國際標準，改進柜臺交易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但峰會聲明稱，對這些領域的改革，各國將有自己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而從那時起，主要發達國家逐漸把國際金融改革視線轉移到可能是曠日持久的金融監管爭論上，而政府和大銀行恰好借機大演雙簧戲。果然，奧巴馬日前宣布對大銀行規模和業務范圍實施新限制遭到了華爾街的強烈反彈。因為上述措施旨在限制自營交易以及對私募股權機構和對沖基金的投資，將強制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業務和自營業務之間做出選擇，并尋求限制超級大銀行的規模。奧巴馬使出的這計招數很快在美歐金融界掀起大浪。《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稱，奧巴馬向華爾街宣戰是在摧毀美國精神。英國大銀行家也迫不及待地幫腔。但詭異的是，奧巴馬在選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前拋出這顆重磅炸彈的同時，又和高盛等多家金融巨頭的一把手集體缺席此次年會。我們很難相信奧巴馬會對美國的王牌下重手，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通過這次戰術動作，美國極有可能在國際舞臺掀起一場曠日持久的金融監管爭論，而美國正好借機修復本國經濟。
  　對既得利益者來說，放棄國際貨幣體系的既有地位以及在IMF和世界銀行中的部分投票權，肯定非常痛苦，建立中國主張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需要經過有關參與各方的多回合持續博弈。而一旦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再度成為全球金融符號和力量主宰中心，中國要想博得金融主導權，難度無疑要大得多。目前看來，美英等金融主導國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被動積極性已大減，美歐打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幌子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的圍堵行動，將使中國窮于應付，并嚴重分散中國積極參與并爭取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注意力。使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最為關注的貨幣體系改革步伐有可能放緩乃至長期拖延。假如抗擊打能力較弱的中小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并在全球蔓延，那么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將被引導至新一輪救火行動中，屆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之鐘極有可能遭到刻意“停擺”。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