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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增長邏輯在于改變貨幣供應方式
          2010-01-28    作者:于杰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經濟增長需要具備土地(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源這三個條件。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又是什么呢?
        筆者以為,主要依靠的是投資拉動,政府和市場解決投資所需資本的方式和途徑,成為影響增長的關鍵因素。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界,中國的經濟增長可分為兩個階段,其間經濟政策和增長特點表現出鮮明的差異性,原因在于WTO改變了貨幣供應方式,從而影響到資本的質和量。

        加入WTO前的中國經驗

        改革之初,中國不缺土地和人力,但資本稀缺。
        30年前的中國,全社會沒有形成有效積累可用于投資;政府作為計劃經濟中的投資主體,發行國債自民間借錢也困難,因為居民手中沒錢;受到政治和市場發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約,中國難以獲得類馬歇爾計劃的國外支持,海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熱情更沒有到2001年后的程度。
        為解決資本問題,政策制定者借助于發行貨幣。政府根據貨幣購買力及增長目標、職工工資、行政開支等需要,測算并決定貨幣發行和供應量,提供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資金,來拉動經濟增長。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貨幣發行制度變成事實上的財政發行,即中央財政直接或間接向銀行透支、借款,是政府直接創造和擴張信用,銀行成為財政部門的“出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01年加入WTO。
        1978年之后,中國經濟的制度選擇,處于計劃、商品和市場取向的爭論和博弈中,政策制定者希望經濟在政策的試錯過程中增長,同時又按照上述計劃經濟的邏輯,來發行和投放貨幣,通過城鎮職工工資和固定資產投資等渠道,進入流通領域。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證明,這兩個期望無法統一,而且構成互為倒逼機制:經濟增長需多發貨幣—通貨膨脹—居民生活質量下降—增加工資進一步增發貨幣—惡性通脹—治理、調控—經濟疲軟—再度增發貨幣。
        貨幣發行和流通鏈條短(政府-銀行-居民-普通商品)且其購買力只考慮有限的載體(糧食和有限的工業品),國內缺少吸納多余貨幣的金融市場,這些因素導致經濟周期短且波動大。中國經濟需要更多商品、服務的市場化、貨幣化交易,來承載和消化增發的貨幣,并借此推動經濟增長,1992年的市場經濟取向因此成為選擇。
        但政策調整并不能馬上改變市場參與者的角色,特別是政府仍控制著幾乎所有社會資源,要實現經濟增長,仍需依托于增加發行貨幣、增加信貸支持固定資產投資的模式。貨幣發行直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速度,通脹和治理之間,形成了短期的經濟周期。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三次通貨膨脹,都同貨幣發行量的大幅增加有關,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和城鎮居民收入在當期的大幅提高:1988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7.8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增長25.4%,GDP增長11.3%,商品零售價格上漲18.5%(當年糧食和棉花(資訊,行情)減產);1989年在調控之后形成滯漲,經濟增幅大幅下降、通脹率不減;1993年GDP增長13.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7.1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1.8%,物價上漲13.2%;1994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5.6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4%,GDP增長12.6%,物價上漲21.7%。
        1994年,政策當局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人民幣匯率雙軌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次體制改革,實質上是人民幣兌美元的一次性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開始盯住美元,大力鼓勵外貿行業發展。
        這是政府通過開放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關鍵舉措:希望借此打破經濟政策著眼于國內的局限,投資形成的產能則通過海外市場消化,解決經濟過熱后的需求問題;期望從制度上改變中國貨幣發行的基礎,由經濟發行轉變為以美元作為發行準備的貨幣投放模式,即每增加一美元的外匯儲備,對應發行8.7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1994年匯改時匯價),再通過銀行信用創造過程,以貸款的形式為社會提供資本。資本提供變得市場化,因為外匯的取得通過外貿行業實現,資金會更多進入外貿及相關盈利領域,貨幣供應中的政策因素(如工資和行政開支等)因此弱化。
        這次政策調整,是中國借助國際市場推動國內經濟市場化的積極探索,但效果并沒有在WTO之前實現。

        加入WTO后的貨幣供應

        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經濟全球化、最大程度市場化的開始。這期間的經濟增長邏輯同此前完全不同。
        中國經濟中的貨幣供應方式自此得以根本調整:貨幣當局利用外貿順差和海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外匯儲備來增加貨幣供應,貨幣發行機制得到根本改變;外貿企業通過貿易合同獲得海外進口商的信用支持,并據此取得國內外銀行貸款,這一在加入WTO前僅限于沿海發達區域的模式,在2001年后迅速得到普及,貸款、投資更加市場化。
        因為解決了貿易壁壘等問題,中國的外貿順差短期內大幅積累,最大程度實現了1994年匯改的政策效果:1993年外匯儲備增加10億美元,年底余額僅211億美元;1994年匯率政策調整后,外匯儲備增加最多的1997年,增加額也只有312億美元;而加入WTO后的2001年,外匯儲備增加430億美元,這還是此后八年中最低的,最高的2007年增加額達4000億美元,貨幣供應量增長進入萬億元時代。2000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僅有13萬億元,到2009年年底,已經接近60萬億元,全國外匯占款就達19.3萬億元。中國經濟加速貨幣化。
        中國在加入WTO后,經濟也得到加速增長。
        WTO后的經濟貨幣化效應則更為明顯:2000年到2009年,GDP增長不到2.5倍(按2009年GDP總量342000億元計算),同期廣義貨幣供應增長3.6倍?梢哉f,“經濟增長是錢堆起來的”,如此快的貨幣供應增幅,GDP的高增長可以預期,資產價格上升或潛在通脹也順理成章。
        需要關注的是,經濟貨幣化過程中有兩個因素顯得最為重要:一是中國外貿行業的工人,其勞動通過貿易方式對外輸出,獲得外匯收入,取代政府信用(前者更有市場穩定性)成為貨幣發行的基礎;其次是美聯儲,中國的外貿順差主要來自美國,人民幣匯率主要參考美元走勢,其貨幣政策通過國際貿易活動,影響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增長。

      (作者系投資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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