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華爾街紅利發放更為靈活

　　雷曼銀行破產一年已過，華爾街金融形勢開始紅火，美國國會近日開始了系列有關金融危機的聽證。在對前四大美國銀行的CEO們的質詢上，其焦點主要放在對“金融業者的薪酬”和“2009年終分紅的合理性”，讓不同的聽眾感受大不一樣。
　　華爾街大體上反映較平靜，一是因為在美國高失業率下，拿巨額分紅，似乎應保持低調為妙；二是，如有任何新舉措，也只有忍受，不好貿然跟民意作對；再則，此類議員行為，通常是雷聲大、雨點小，到時另有變通之策。
　　從金融合約的角度看，薪資或紅利分紅細則大都是以某種雇員（包括CEO）的合同形式存在，按勞取酬，按業績分紅。由于在2009年做得出色，讓很多金融公司贏利，拿取高額回報是應有之義。如果這時施以削減獎金或課以重稅，自然會影響到金融界的效率和對全美經濟復蘇的支持。
　　2009年，資本市場反彈比基本經濟要快、更迅速是正常的。美國的金融界取得巨額利潤，相應員工紅利大幅上升。例如，高盛宣布高達167億美元的紅利。摩根大通則提高到近88億美元，因為它的公司利潤翻了近3倍。
　　目前，關于薪酬的爭論完全是從“大社會責任角度”以及全社會公平分配的角度來進行。銀行等受援金融機構，在償還政府的救助資金以后，就應由董事會和股東來對公司的分配制度、紅利政策以及分配方式自主決策。以美國前四大銀行來說，通過不同渠道的金融產品，例如共同基金、ETF、指數基金以及銀行股票和債券來投資，已經同數百萬計投資者或股東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可代表民意了。
　　華爾街金融公司在薪酬和紅利發放上已表現出一些靈活性。如高盛的紅利改革就讓最高的30名公司主管紅利完全用股票（而不是現金）發放，這些股票5年內不得出售。這樣將公司高管的利益和公司好壞、員工利益直接捆綁。
　　隨著英國宣布對金融企業發放的紅利課重稅后，1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向50家資產逾500億美元的大型金融機構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另類形式的加稅。這項計劃預計在10年內為政府籌措約900億美元。對摩根大通，相當于每年要額外收費15.2億美元，對美國銀行是每年收15.3億美元，對高盛則是每年11.6億美元。這些自然會影響到銀行金融界的收益，當然，這也會讓消費者擔心銀行會把這些額外費用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類似于薪酬和紅利這樣的話題接下來還會不斷被端上來，這次國會的金融危機審訊委員會（FDIC）是由兩黨10人組成，800萬經費，將舉行一系列聽證，包括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都會加入。這有點類似于當年Pecora委員會調查1929年華爾街崩盤，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導致后來產生了今天的美國證監會（SEC）來監管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