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4月18日，34歲的美國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走出位于百老匯大街的喬治·華盛頓總統官邸（紐約是當時年輕合眾國的臨時首都），恰好撞上47歲的國務卿托馬斯·杰斐遜。
　　兩人寒暄幾句，心直口快的漢密爾頓直截了當地對杰斐遜說：“國務卿先生，請求您幫幫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國債法案，國會四次辯論都未能通過。如果您能夠改變主意，憑借您的巨大影響力，下次辯論就有望過關啊。”“財長先生，您知道，我連憲法都反對，何況是您的國債法案呢，憲法并沒有授權聯邦政府承接獨立戰爭時期的聯邦債務和各州債務啊。不過，您要是樂意的話，明天晚上我們可以一起晚餐，聊聊這事兒，我也打算請麥迪遜先生一起來。”“太好啦，國務卿先生，我一定準時赴約。”
　　漢密爾頓喜出望外，他知道機會來了。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宣告成立還不到1年，各州為爭奪永久首都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誰都明白：贏得合眾國永久首都將帶來多么巨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論經濟實力，紐約最強，不僅僅因為它已經是臨時首都，是當時北美最發達、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紐約市為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聯邦首都，已經投入巨資，自然勢在必得。
　　而論政治實力，卻是弗吉利亞占優。弗吉利亞不僅為獨立戰爭做出了最大犧牲和最大貢獻，而且有數位聲望卓著的建國之父來自該州，最著名的當然是華盛頓（獨立戰爭總司令、制憲會議主席、第一任總統）、杰斐遜（獨立宣言起早人、第三任總統）和詹姆斯·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作者之一、第四任總統）。這三人都熱切期望合眾國的永久首都遷入弗吉利亞州。假若紐約州能夠配合，則大事可成。漢密爾頓知道杰斐遜就是要和他談這個交易。
　　果然，第二天晚餐時，杰斐遜和麥迪遜明確提出“交易”條件：如果漢密爾頓愿意說服紐約州支持弗吉利亞州成為合眾國永久首都所在地，他們兩人就承諾支持國會通過漢密爾頓的國債法案。漢密爾頓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幾天后，美國國會順利通過漢密爾頓起草的《公共信用報告》（The　Report　on　Public　Credit），華盛頓總統立刻簽署成為法律。國債市場迅速崛起，成為美國金融貨幣體系最根本的支柱之一。
　　人類歷史上，總有極少數天才人物之思維和戰略，遠遠超越他的時代。漢密爾頓—杰斐遜—麥迪遜之間的著名“交易”充分說明：即使是像杰斐遜和麥迪遜那樣杰出的人物，也不能理解漢密爾頓傾全力創建國債市場之深謀遠慮，當時能夠明白漢密爾頓天才構思的人物可謂少之又少。
　　縱然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們才真正懂得漢密爾頓“金融戰略”的極端重要性。今天，當我們激烈辯論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美元匯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關乎所有國家最高利益之重大問題時，我們絕對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漢密爾頓的金融思維。
　　當我們深入思考面向未來的中國金融戰略時，漢密爾頓的遠見卓識最值得我們思慮再三。
　　漢密爾頓1755年生于今天的維京群島，7歲喪父（父親離家出走、杳無音信，有等于無），13歲喪母。10歲到碼頭打工謀生，14歲出任貿易公司總經理，17歲只身跑到紐約國王學院學習（今天的哥倫比亞大學），旋即投筆從戎，很快被華盛頓看中，出任貼身副官。獨立戰爭結束后，漢密爾頓回到紐約學習法律，以半年時間完成平常人最快也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學業，不到3年，即成為紐約最有名、最賺錢的律師之一，他處理的多個案件成為后來美國法律制度之經典范例。與此同時，作為《聯邦黨人文集》最重要的作者和制憲會議最早的發起者和最熱誠的參與者，漢密爾頓實際上主導了美國憲法的制定。1789年合眾國聯邦政府開始運作，華盛頓提名他擔任財政部長，不到4年時間，就構建了異常完整的美國金融貨幣體系。困擾今天歷史學者的一個有趣問題是：漢密爾頓究竟是從哪里學到那么艱深的金融理論？他如何可以有那樣全面、系統、深刻的金融戰略思維？須知他幾乎沒有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而且那時也沒有今天熱鬧非凡的各種金融專業。
　　簡言之，漢密爾頓為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金、銀復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其五，鼓勵制造業發展的金融貿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漢密爾頓自始至終從整體國家信用角度來設計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說：“一個國家的信用必須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有著最精巧的配合和協調，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一樣，一根樹枝受到傷害，整棵大樹就將衰敗、枯萎和腐爛。”
　　的確，漢密爾頓的五大支柱恰像五根樹枝，完美配合和協調，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系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為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系。國債市場是國家整體信用優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銀行負責維持銀行體系和貨幣供應量之穩定；統一的鑄幣體系（后來是美元紙幣體系）極大降低金融貿易之交易成本，促進金融、貿易、產業迅速發展；稅收體系確保財政健全和國債市場之良性循環；制造業（真實財富創造能力）則是金融貨幣的最終基礎。
　　漢密爾頓的金融哲學基于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尤其是英國崛起經驗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財長之前，漢密爾頓就寫道：“17世紀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稅后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為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為最佳投資產品。為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為了從根本上擺脫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經濟發展之關鍵是最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動員和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體系。一個人擁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擁有最高信用，它就有無限的資源來擴張；一個國家擁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夠動員全球的資金和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漢密爾頓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質。歷史很快驗證了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和高瞻遠矚。18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還是一塌糊涂，到了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宣稱：“美國國債運轉良好、安全可靠；美國政府對國債市場的管理是如此規范，美國經濟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們從來不擔心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正是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美國著名政治家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經如此評價漢密爾頓金融戰略對美國的重要性：“漢密爾頓創建的金融體系，是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他叩開信用資源之門，財富洪流立刻洶涌澎湃。美國人民滿懷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滿懷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們鐘愛的希臘神話。然而，漢密爾頓創造的金融戰略比希臘神話還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議的大腦靈機一動，整個美國金融體系就應運而生。”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