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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7 作者:方家喜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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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正在走向后期，而一場全球性的氣候會議又讓世界矚目。世界都開始更多把思考投向危機后的經濟和生活。
最近半年，在亞洲、美國、歐洲的一些經濟學界，一個聲音在逐漸提升：如果說人類曾經經歷了順應型社會(農業社會)、擴張型社會(工業經濟)兩個階段，現在我們應該主動地走向“第三季”，也就是控制型社會。即以全球的理性去控制發展速度、調整發展方向。
一個月前，筆者與多位來北京參加各類論壇的國內外經濟學家談起危機后全球的發展問題，他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人類面對的有兩個重要命題：一個是發展速度，一個是發展方向。
談到發展速度，世界一致的指標是G
D P。而談到G D
P，總讓人想到一個著名的笑話：兩個經濟學家走在路上，經濟學家甲指著一堆牛糞對經濟學家乙說：“你把它吃了，我就給你100萬元。”乙在誘惑之下吃了。再向前走，又見一堆牛糞，乙對甲說：“你把它吃了，我也給你100萬元。”甲也不能抗拒誘惑吃了。兩人繼續前行，忽然想到：“咱倆什么也沒得到！”再一轉念恍然大悟：“咱們為G
D P創造了200萬元。”
這則笑話側面反映出許多人對于G D P的不甚了解和諷刺質疑。這也提示人們，對G D P繁榮增長應冷靜看待，清醒認識G D
P增長的終極目標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避免本末倒置墜入盲目追求G D
P的陷阱。
筆者曾經與朋友談到，真想回到幾百年前，因為沒有現代交通工具，我就可以安然地從江南幾千里步行進京趕考，呼吸著新鮮空氣，看萬里河山，閱人間四季。這是一種情懷，一種人之為人的獨有感受。我也曾經與朋友談到，真想回到一千年前的唐宋時代，雖然沒有“果子貍”、“猴腦”組成的珍饈異食，但我可以在一杯濁酒之后，坐在燕山之麓或是揚子江畔，看日落風聚，吟唐宗宋祖，體會這個星球上別的生物所沒有的幸福。
筆者的這些夢想，不是要世界重回當初的農業社會，而是對全球不顧地球的承受力和人類持續福祉而匆匆前行的擔憂，更是對環境關懷和人類身心整體文明的期待。
歸根到底，G
D P只是宏觀經濟的一個指數，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發展的所有問題。G D
P數字增長的背后可能存在對資源環境的浪費破壞和人力物力的浪費。比如，只要采伐樹木，G D P就會增加，但過量采伐后會造成森林資源的減少，G D
P卻不考慮相應的代價。
此外，天災人禍和災后重建也能讓G D
P增長。又如城市不斷建路修橋蓋大廈，由于沒有科學規劃或是因為質量原因，沒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馬路拉鏈每次豁開，挖坑填坑，G D P都增加了一次。這樣G D
P是增長了，可是犧牲了環境，濫用了資源，在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還違背了追求G D P的初衷，即全民的不斷進步的幸福生活，這樣的G D
P增長是以犧牲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為代價。借這一輪經濟危機和一個重要的全球氣候會 議 ， 我 們 應 該 重 新 考 量 這 個 讓 人 歡 喜 讓 人 憂 的G
D
P。
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將來的經濟發展方向。對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來說，都面臨著結構調整問題。這種調整和選擇，需要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道德倫理。
世界再不能只要能創造貨幣、增加G
D
P就可以無限制發展。我們呼喚世界所有的經濟活動主體強化經濟倫理，而強化經濟倫理，就需要從國家或地區政府、企業以及個人三個層面來進行。
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在制訂宏觀政策、各種戰略和法律時，都要重視經濟倫理。這涉及三個層面：一是當政策、戰略等涉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時，要有經濟倫理的約束。現實中并不是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決策都講求經濟倫理的。例如一些發達國家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時的“合法”剝削行為、掠奪性購買資源行為、危機轉嫁行為、策略性匯率政策和游資投機行為等；二是政府產業政策、經濟戰略等涉及與自然的關系時，要有人類共同、長遠的利益觀念，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的原則，而不能搞人類沙文主義；三是政府對本國的企業和公民，要履行提倡、灌輸經濟倫理并采取相應具體措施的義務。
最后，筆者還是想用一段話來表達一種期待和心愿：在一個新的千年里，無論是有了這一場危機，抑或是什么也沒發生，我們都該奉行靈長類最高智者的靈性與責任，對我們的來路與前程有一個真誠的打量。我們該有一個整體的選擇和改變，不是西方不是東方，不是黃皮膚不是白種人，而是我們整個人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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