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領導地位是由一些因素決定的，包括國家財富、文化和創造力。但是管理效能在國家權力和影響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在中國快速成長起來，但是在管理效能方面，中國與美國和其他國家該如何比較？
　　文化因素：能夠影響管理效能的文化因素包括管理和行政教育。中國在這方面是落后的，但隨著更多的學生和經理人完成了某些形式的管理教育，中國的排名正在靠前；加強管理措施的國家法律。例如防止就業上的歧視、防止工作場所的傷害（如性騷擾和苛刻的工作環境）、妥善處理雇員的薪酬和福利等。中國在這些方面遠遠落后，但也在改善；公司管理和透明度。例如建立規章制度，確保公司財務數據準確和透明；加強監管，保證管理能到位并且有效。同樣，中國在這些方面落后很多，但也在進步；教育體制。中國的教育體制不鼓勵開放和辯論，也因此無法推動管理上更多的創新。但一些基本的技能，如數學和閱讀比美國好，所以管理方面的基礎教育并不差，甚至在很多方面比美國還好；家族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比率。上市公司與家族公司在中國的比率遠低于美國和歐洲。總體而言，上市公司的管理措施更好，所以中國在這方面也處于劣勢，但也在快速趕上。
  　素質因素：我所說的素質因素是指中國經理人所具備的個人管理素質。它可以影響到國家層面的總體管理效能。
　　創新：通常中國式的管理和中國的公司不太有創造力。但一些創新型公司的崛起表明，這種變化非常快。西方國家曾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公司歸類為沒有創造力的公司，但后來證明這是非常錯誤的。中國公司在工藝創新中顯然很有創造力，但目前的挑戰是如何在產品創新中更進一步。
　　執行力：中國經理人的執行力相當高。中國為了迅猛發展，很快建立起基礎設施和體制，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中國經理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卻不被外界所認知。中國建立起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執行力方面，遠遠趕超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
　　團隊的建設：中國管理制度的層級性仍妨礙了管理措施的效率和管理團隊的創新。另外，亞洲文化和中國文化都存在的普遍同意這一有利特性，有助于日本這樣的國家取得巨大的管理進步。從這個標準來說，中國也處于落后態勢，但有潛力與美國一爭高下，就如同日本的豐田公司那樣。
　　道德因素和利己思想所起的作用：為了更有效率，經理人必須以純粹的管理因素為基礎來作決策，而不是能否對他們個人有利。諸如非法支出款項以獲取業務、把定購單交給朋友或能給自己好處的供應商、聘請朋友而不是更有資質的外人，這些都嚴重影響著管理措施的效率。我們可以稱之為道德因素。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從某種程度上講都會出現上述現象，但并不是隨處可見，而且有效的公司、審計和法律制度會防止這些現象發生。在中國，這些機制較為薄弱，經理人常常把自身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這種情況很普遍，損害了中國的管理效能。
　　這并不是說，中國人不講道德。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公民一樣講道德。只不過中國的管理文化普遍接受的道德弊端，在美國等國家是不能忍受的。
　　技術型管理和原則型管理：一方面，中國可以培養那些更有管理知識和專長的經理人，他們在創新和執行方面都是專家，但他們仍會堅持一己私利。我們稱之為技術型方法，因為它強調的是專長超越道德準繩。這些領導者素質較高，但原則性不強。另一方面，中國可以培養那些擯棄私利而將公司利益放在更高位置的經理人。我們稱之為原則型管理（principled management ）方法。這是中國政府根據“和諧社會”這一政策推動管理的主要方式。美國管理制度主要是原則型的，盡管不是全部。事實上，這次經濟危機主要是因華爾街的管理已不僅僅是技術至上的管理，而更傾向于原則型。新加坡管理制度是原則型的，事實上比美國更甚。歐洲管理制度是原則型的，也超越了美國（雖然在西歐而不是東歐）。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不是這樣。
　　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轉變成發達國家，這其中的經濟轉型會出現大量的緊張態勢，傳統的管理制度也會變成技術型而不是原則型。傳統的管理制度將部落、種族、家族利益放在了公司和整個社會的利益之上。如果管理制度不是原則型的，那么一個經濟體和其管理制度也不可能有效。原則型制度阻止了那些只顧自己利益的經理人阻擋整個組織和社會所獲得的更大利益。它創造了社會條件，使經濟全面走向發達。
　　在管理的道德層面，中國甚至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應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以便提高整體的管理效能，趕上美國、歐洲，甚至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說，如果中國取得的進步甚微，其國際影響力和形象將受到限制。
　　中國在這方面應該做哪些工作來改進呢？
　　● 在學校和大學引進道德和道德理論的課程；
　　● 在管理者教育課程中引進道德教育；
　　● 強化法律制度，懲處那些挪用公司資源以達到個人目的的經理人；
　　● 引進更嚴格的審計制度，扶持審計公司，建立監管體制；
　　● 加強執法，防止濫用管理措施的現象。

    泰德·普林斯(E. Ted Prince)博士是佩斯領導力研究院（The Perth Leadership Institute）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是領導力和財務績效領域的專家，著有《卓越領導者的三大財務風格》（The Three Financial Styles of Very Successful Leaders）一書，為領導力績效提供了革命性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