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樓市屢攀新高，背后的流動性神秘莫測——對這個并不陌生的局面，中國此前的應對看上去矛盾重重。

　　當前中國正處在救市政策“從量到質”變化的關鍵時刻。一方面，經濟企穩回升的大局不容破壞，財政貨幣政策不宜做大的調整；另一方面，天量信貸在經濟中的負作用已經顯現。流動性收還是不收，怎樣才能既不影響恢復中的實體經濟又能控制虛火上升？這看上去很難。
　　現在看來，高層的態度似已明朗：“管”銀行要比“收”貨幣政策來控制流動性膨脹的效果更好。繼上周出手規范商業銀行固定資產貸款、項目融資、流動資金貸款業務后，8月3日，中國銀監會就商業銀行實施新資本協議發出七項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監管指引，內容涉及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監督檢查等多個方面。
　　銀監會的最新舉動釋放出以下信息：首先，我們的監管模式已率先發生了“質”的變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是一種帶有普遍性質的強制性監管。我國銀行業股份制改革的時候已經引入這個制度：對開展商業信貸的銀行，有對存款人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以防存款人集中取款導致正常信貸業務癱瘓的風險。這次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是上一個版本的升級——不再劃一個靜態的指標，而是通過動態跟蹤風險變化來不斷調整充足率水平。它要求開展各類信貸業務的銀行，尤其是想通過業務內容創新來擺脫其他銀行競爭的金融機構，不能以“眼前獲利”作為唯一的奮斗目標，而是通過這種伴隨風險增長而成本上升的控制方式，時刻提醒銀行注意金融風險。
　　雖然這種方式有時并不是銀行的主動意愿，甚至有些銀行為了擺脫監管部門的這種約束，想方設法通過各種“創新”業務活動來躲避。美國商業銀行為何這次在金融危機中也會陷得這么深，正是因為這些銀行為了追逐商業利潤，逃避監管，接受了很多新型的“表外業務”，結果當表外的巨虧轉變成表內流動性缺失的時候，歐美監管部門才恍然大悟，意識到目前監管模式的漏洞。
　　但對中國而言，我們的主要問題目前并不在表外業務上，而是對表內業務風險監管模式的陳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銀監會導入資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著我們的監管模式率先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單純的合規性監管、靜態資本充足率監管已上升到按照市場風險定價機制進行風險監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在銀行剛剛起步進行金融創新活動的時候，對銀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創新沒有獲利的本領，那么，銀行自身就會因為成本高企而不得不放棄金融創新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監管指引的發布表明了今天中國政府“求穩不求利、求實不求虛”的價值觀。
　　但應注意的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會越來越大，外資金融機構有龐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為后盾，有在新巴塞爾協議框架下適應監管的經驗，更有創新獲利的能力，它們會不會利用現在阻礙中資金融機構創新的成本門檻，乘虛而入，占領市場，分享中國高儲蓄給它們可能帶來的豐厚的財富效應呢？因而，我們必須考慮：一是怎樣扶持中國金融業整體的創新獲利能力，二是怎樣在不平等的客觀競爭條件下實現中外資“雙贏”的結果。前者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管理財富的能力，后者關涉能否有穩定的資金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當下，我們贊成銀監會這種誘導資金進入低風險的實體經濟部門的監管方法。這樣，銀行業可以通過支持實業投資的貸款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收益。至于后續的財富管理能力的提高，則需要時間，需要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到位，需要以全社會對風險和收益認知能力的提高為基礎。
　　第三，反映了政府認為現在已是監管新模式出臺的合適時機。因為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和歐美銀行業相比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所以這種監管模式的市場化轉變不會給我國銀行業造成更嚴重的負擔，從而影響到救市的效果。
　　另外，目前中國金融體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膨脹現象，在結構轉變中，無法對其進行一刀切的宏觀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銀行自身的信貸業務調整能力，所以新監管模式的導入比央行貨幣政策的轉向效果要更為明顯。
　　再者，中國銀行業整體的主營業務不是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所以，新的監管模式不會給銀行盈利情況帶來太大的麻煩。反而是，銀行會更關注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各類企業和區域發展項目是否能用好錢、是否可以帶來穩定的收益這類實體經濟面表現好與壞的問題，而這方面熱錢卻沒有興趣和機會。
　　也就是說，新監管模式對抑制眼下（后危機時期）大量流動性在尋找機會補償前期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損失這種純粹逐利型熱錢的涌入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透視”作用。也即，讓熱錢暴露在陽光下，而不要與國內的信貸混在一起，讓中國政府很難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