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中，能否獲得與自身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既取決于主要經濟大國與中國之間的實力此消彼長程度，也取決于中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大小，某種程度上更取決于中國在這場秩序變遷中，能否提出關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議題設計和廣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議。顯然，我們亟需在這方面“補課”。
仍未見底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在部分削弱了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與金融實力的同時，也為新興經濟大國爭取國際話語權提供了難得的時間窗口。最突出的，當然就是近年來在世界經濟舞臺上頻頻亮相的“金磚四國”了，這已成為今日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一支建設性力量。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與日本，都不敢忽視擁有2.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四大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與日俱增的中國，如今的每一步重要行動都會引來西方國家及其輿論的高度關注乃至臆測。例如，在中國是否失去對美元債券興趣進而拋棄美元的致命問題上，來自奧巴馬和蓋特納等美國政經領袖的關切，甚至超出了我們的預料。
當然，由于實力所限，今天在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首度向世人整體亮相的“金磚四國”，盡管可以發出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聲音，但短期內尚不具備挑戰既有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的實力。而中國日前由外交部表態，稱并無拋棄美元的打算，有關超主權貨幣的想法尚處于學術層面的探討。正是基于對目前國際經濟秩序與金融格局的理性評估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理性選擇。不過，國際社會關于構建新的經濟與金融秩序的探討與相關努力不會因此止步。
每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都會帶來既有國際秩序的變革。西方世界沒有想到，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竟然演變成連全球力量也難以控制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就在去年上半年，一向呼風喚雨的華爾街分析師們還對控制次貸危機抱有樂觀態度，諸如“已經見底”或者“即將見底”的市場判斷不時見諸報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模式與金融制度，在那時仍是不可挑戰的基準。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其背后的含義是西方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制度、財政金融制度以及社會價值觀的高度自信與傲慢。但當次貸危機侵入到華爾街這個疑似全球最具免疫力的金融身軀的骨髓之后，國際金融體系尤其是貨幣體系改革，就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地到來了。
不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中國將制造業和貿易規模提升到世界前三的水平，但中國一直難以進入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分工。而美國僅僅憑借國際貨幣本位幣地位就牽住了世界經濟的鼻子。中國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用血汗換來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在使用空間與范圍上受到很大約束，更面臨著隨時可能縮水的風險。另一方面，盡管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改革主張，甚至在貨幣領域亮出了中國的機制設計底牌，但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卻沒有取得與其經濟貢獻與經濟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時至今日，中國在某些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地位尚不及一些歐洲中小經濟體。例如，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在IMF中的合成影響力就超過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由于在參與國際金融組織方面落后較多，又在全球金融體系處于大變革的關鍵時期缺少可被國際接受的杠桿（例如國際貨幣），使得中國在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變遷中，迄今尚未進入核心決策圈之列。
筆者認為，中國在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中，能否獲得與自身實力相稱的話語權，既取決于主要經濟大國與中國之間的實力此消彼長程度，也取決于中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大小，某種程度上更取決于中國在這場秩序變遷中能否提出關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議題設計和廣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議。
如今，美國已承認中國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關鍵力量，同時又對中國崛起之后可能對世界政經格局帶來變化有某種擔心。而從承擔的國際經濟義務來說，中國已經拿出來不少“真金白銀”來幫助穩定世界經濟。現在，中國要想在重建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積極主導作用，還必須提出關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議題設計和廣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議。顯然，中國亟需在這方面“補課”。
如果把依凱恩斯的構想而成立的世界三大經濟組織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大國角逐的主要舞臺，可以發現，65年來，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議題設計與制度范式主要被美國和歐洲控制（主要經濟大國之一的日本很多時候扮演著亦步亦趨的角色）。至于中國，由于缺乏相應的經驗與準備，特別是缺乏既懂得國際經濟與金融規則、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強的國際溝通能力且善于表達中國主張的高端人才，使得中國一直難以介入到IMF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核心決策層中。應當說，林毅夫獲任世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是個突破，但在這個主要承擔援助發展中國家重任的國際組織中，林毅夫上任一年來盡管發揮著建設性作用，但未見其提出具有標志意義的重大政策主張。今年3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讓特別提款權（SDR）發揮超主權儲備貨幣職能的建議，盡管現階段尚不具備可行性與操作性，但周小川所議仍不失為這些來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最有見地的建議。英國《衛報》就評論說，中國的建議可能是1944年以來國際金融合作里程碑式的議題。特別是，作為一種特殊意義的學術探討，周小川的身份和背后的國家力量，已經讓該問題的討論不再停留在學術層面上了。況且，國際經濟組織的改革乃至新組織的成立，往往是在充分的學術探討之后提出的機制設計基礎上形成的。
基于此，中國在現在以及今后一段時期，亟需加強能參與國際經濟議題設計的高端人才隊伍建設，積極爭取有更多的中國職員進入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并提升在上述組織中的位階。中國還應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線的基礎上，提出他們可接受的關于國際經濟秩序尤其是金融體系改革的前瞻性議題，進而拿出細化議題的實施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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