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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經歷過無數次波折，結果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能力反而變得越來越強。上海在雙中心建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是中國金融創新、積累國際金融中心運營經驗所需要付出的學費，政府部門要敢于承擔風險，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由于開放程度大大加強，政府宏觀政策運作模式和現有的監管思路會受到莫大挑戰，對此，也需有足夠思想準備。
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29日就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把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既是上海市政府為尋求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困擾、探索未來新的增長點所做出的重大戰略選擇，也是中央政府在金融危機環境下探索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所構建的一個大國發展戰略。
上海經濟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對外依存度高，對國家貢獻大，這場金融危機直接挑戰了上海外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根據紐約、倫敦、鹿特丹、東京發展的經驗教訓，雙中心建設會起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效果。比如，擺脫以前貨運的單一發展模式，而通過大力發展船舶融資、海上保險、航運資金結算、航運價格衍生品等航運金融業務，將能同時提高上海航運業的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和上海金融業對“長三角”、全國乃至世界的服務及輻射能力。仰仗著17年來浦東新區的迅猛發展，上海無論是金融專業人才的凝聚力，金融創新的市場條件，還是社會整體對金融業的認可和接受程度都要走在其他兄弟城市的前面。發展高端服務業的任務自然就會落在條件相對成熟的上海身上。而上海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在不斷弱化，產業定位的不明確，不僅因為惡性競爭或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會影響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效率，同時也會阻礙中國這一地區差異鮮明的大國探索多元化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治國戰略。
但是，在筆者看來，由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要素配置和增長模式都無法在短期內適應和配合上海兩個中心建設所需要的制度環境，所以，服務業轉型在戰術上如果以下幾個問題不能妥善處理，會欲速而不達。
首先，能否遵循合理的“轉型”步驟和把握正確的推進節奏和時機。比如，對于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而言，上海應先著重發展銀行間的債券和貨幣市場，早日實現利率的市場化。要讓全國能夠適應利率市場化，上海需加強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和服務，提供有效的風險規避手段。然后，再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的多元化建設和金融產品的創新能力，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開創良好的、集“人才、創新和制度文化”為一體的金融生態環境。再比如，大力扶持和開展私人銀行業務，對調動金融機構的資源，使其服務于上海雙中心建設十分有必要。在這次國務院的《意見》中，特別強調要發展投資銀行業務，說明中國政府并沒有片面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而是注意到了要為中國資本市場輸送更多能夠帶來財富效應的優質企業，必須培養一批專業化的投資隊伍，開展服務于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金融創新。以此借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貿易中心一起推向世界經濟舞臺，真正實現經濟大國和金融強國相匹配的可持續的大國發展模式。
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先行先試過程中，推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提前允許一部分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和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股票，率先啟動外資部門在中國的融資功能，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個胸有成竹的開放戰略。但是，如果不注意“開放順序”，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過于謹慎舉步不前，那么，兩個中心建設就會僅僅成為一個形象工程或一個動聽的美好概念，在這過程中將造成無法接受的寶貴資源浪費。
第二，要重視和其他世界中心城市的“功能神似”，而不能停留在物理環境的“形似”水平上。尤其是在國際金融中心方面，我們不能被接踵而來的產品創新和市場開發拖著鼻子走，一定要盡早使全球金融資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得以發揮——價格發現（良好的投資環境需要我們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盡快放開利率和匯率等要素價格的管理）、風險分擔（這一功能是否有效發揮也會受制于市場的金融創新能力和冷靜應對風險的金融文化）、流動性保障(根據國外成功的經驗，大量國際資本的凈流入可以加快本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對于中國而言，就需要我們盡快在資本賬戶項下的自由兌換方面做出重大突破)、信息生產(國際金融中心能否得到海內外投資者的認可，關鍵就在于我們是否具有一流的現代化信息披露平臺和包容的信息披露的胸懷)、公司治理（它需要規范的監管體系和崇尚公平競爭的企業文化）和價值創造（中國實體經濟強勁發展的果實能否讓所有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參與者都能公平有效分享，需要我們盡快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會計審核體系）。
第三，上海“雙中心”建設首先一定要服務好“長三角”和全國經濟的發展，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進一步利用好這一平臺，推動亞洲區域的經濟和金融合作。至少在今天，與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多方位合作，能非常有效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雙中心建設的步伐。今天，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產業的分工和合作不僅給雙方帶來雙贏的效果，也不可避免會影響本地區或本國經濟在產業鏈上所處的位置，所以，為了能增強本國經濟抵抗外部風險沖擊的能力，中國建立多元化的產業結構也是十分必要的。為了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宏偉戰略得以早日實施，中國應該借助于“雙中心”建設（今后，還應該納入貿易中心建設，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中心的范圍優勢和規模優勢）來探索與亞洲合作的新模式。比如，在金融中心的業務架構中，進一步建立和導入亞洲共同基金、亞洲美元離岸市場等業務。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部門要鼓勵制度、技術和產品創新，對所出現的問題要敢于承擔一定的風險，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而不能一出問題就打退堂鼓，就把金融創新的節奏放慢下來。
不管怎么說，那些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是中國金融創新、積累國際金融中心運營經驗所需要付出的學費。歐美在金融創新的過程中也經歷過無數次波折，結果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能力不但沒有削弱反而變得越來越強。當然，由于開放程度的大大加強，政府的宏觀政策運作模式和現有的監管思路會受到莫大的挑戰，對此，相關部門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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