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個住房土地使用權到期后的條款改動，的確是一個既涉及國內千家萬戶利益的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有關立法取向，行政與公眾利益關系應該如何權衡、調整的重要社會問題。所以，上述“征求意見稿”４９條中將“按國家規定續期”替換原先“無償自動續期”改動，引起社會的關注與爭議應該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應該沒有疑問的是，公眾之所以會對土地法“征求意見稿”這樣的改動充滿疑慮和擔心，背后原因無非有兩個：

　　一是，按以往慣例在由部門主導的立法經人大審議正式成為法律頒布之后，為解決一些相關具體問題，往往還會由具體的行政管理部門來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而上述的“按國家規定續期”表述的不確定性，在此后的實施細則制定時，有不少歷史事實已經說明很可能會成為部門自我擴權、進而甚至成為部門牟取私利的空間。
　　二是，在公眾思維定勢方面，從已有侵權責任法草案中有關醫療糾紛“舉證責任”條款，從原先有利于患者的舉證責任倒置到有利于醫療機構的再次改變，由此再加上早前物權法中有關“公共利益”的不確定性界定之后，所屢屢出現的不利于弱勢群體利益的社會事實，已足以使公眾相信，這次有關住宅７０年大限之后的條款改動，在結果上肯定也會像以前一樣，行政部門會借“細則”之權與公眾爭利，而有公眾利益受損的風險。
　　還有，應當眾所周知，同時也想指出的是，在立法理論性質上，從嚴格意義上講，行政立法活動在根本上應該是控權法。所以就此角度，在國內目前具體制度框架中，由行政管理部門所主導的立法活動，很可能會就此陷入自我立法、自我執法的制度性尷尬。
　　而且，如此的行政立法體制，不僅不合行政立法活動的“控權”原理，相反還會因為所存在的利益上“誘導”，而使相關的行政部門有機會在進行法律草案設計時，利用相關條款的“不確定”性，在事先給自己以后所想牟取的部門私利留下“后門”。對此具體就以上述的土地大限表述來說，公眾就有足夠理由提出這樣的疑問：到時相關的土地管理部門會不會借“國家規定”之機，在制定有關實施細則時趁機擴大自身權限，并進而達到牟取自己私利進而損害社會公共與公眾利益。可以說，這樣的擔心并非只是杞人之想。
　　所以，可以看到，無論從已有的立法體制，還是從行政部門所可能有的利益沖動角度，人大以及有關監督機關，對行政部門所主導的立法活動中，對其中可能存在的部門私利風險，應該事前要有所預期并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