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周五宣布，該組織與日本簽署了總額1000億美元的借款協議。雖然早在去年的金融峰會上，日本已經主動作出向IMF貸款的承諾，但是此次協議的簽署還是會給日本加分不少，同時西方要求中國向IMF注資的呼聲必然進一步高漲，中國受到的壓力將有可能大增。

　　從表面上看，日本注資IMF的確是個好事，將有助于IMF提高應對危機的能力。危機發生之前，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日益擴大，IMF調節全球國際收支的重要性早已大不如前。但是，當前危機越演越烈，國際資本流動日趨停頓，依靠國際金融市場進行國際收支調節的做法已出現問題，今后很有可能需要IMF重新發揮作用。提高IMF的融資能力，對此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就實質而言，日本注資IMF并非這么簡單。
　　長期以來，IMF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附加的條件越來越苛刻，被援助國家往往被迫采取痛苦的緊縮政策，而另一方面IMF向美歐開出的藥方卻根本不受重視，這已經廣受詬病。更為糟糕的是，IMF不僅對本次金融危機沒有作出預警，而且還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國推銷放任自流主張的工具，因此甚至可以說IMF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幫兇”。危機發生后，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呼聲越來越高，而改革首先必須從IMF開始。
　　但是，維護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勢力仍相當強大，美、日、歐等國最多只是希望在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而不是全面的改革。IMF并不存在著現實的資金短缺，危機發生以來IMF只向冰島等國提供了300多億美元貸款，其可用資金還有2000多億美元。而在日本向IMF提供貸款之后，對IMF現有框架進行改革的動力將更小，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將更為遙遙無期。
　　西方維護現有利益的動力在IMF份額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當前在IMF的份額與中國經濟地位根本不相稱。對此，西方一方面要求中國向IMF提供貸款，而另一方面卻宣稱提供資金與份額并不存在必然聯系。權利和義務的不相稱，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在達沃斯論壇上，溫總理強調改革IMF不應從注資開始，而應從改革投票權、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開始。這個態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理解，包括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主張應增加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份額。而日本主動注資IMF，將一定程度上抵消這種改革的動力，其政治考量是顯而易見的。
　　面對要求注資IMF的壓力，中國應作出更加積極和靈活的姿態加以緩解，可以承諾在增加中國IMF份額的前提下向IMF提供貸款，也可以承諾參與IMF的融資計劃。比如說，最近IMF計劃發行債券，中國可以作出購買一定數額的承諾。又如，IMF正計劃出售400多噸黃金以增加可用資金，中國也可以與之協商購買。如此，既可以緩解壓力，也有助于增加發言權，同時還可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債，適當分散外匯儲備的風險，何樂而不為呢？
　　日本注資IMF還提醒我們，改革阻力很大，改革更需要實力。長期而言，中國只有以實力為基礎、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樣才有可能為改革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