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與溝通渠道的失效，被重慶出租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提請關注。只有培養社會矛盾的緩沖與消減機制，才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

    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驟然而起，也迅速消停。僅一兩天工夫，重慶主城區的出租車已全面恢復正常營運。但當地相關部門的反思與善后并未因此終結。11月6日上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重慶出租車運營事宜與出租車司機進行座談。對于持續近兩天的出租車停運，薄熙來反思說：“我認為，這次出租車停運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檢討我們的工作。要反躬自問，研究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不足，哪兒做得不好，或者說有官僚主義處理得不及時。政府有關部門都要通過這件事認真總結，改進工作。”（新華社報道）

    政府新聞發言人則表示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如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推進出租車運營體制改革；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
    無論如何，在這樣一起罷運事件中，從迅速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事件信息，到部署整改措施，然后安排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與市領導座談，公權力表現出它應有的謙抑與自省，成為一起驟然而起的社會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筆者對此表示激賞，也期待反思能夠更加到位，使原本不該發生的事件再次發生。
    重慶出租車罷運的確是本來可以不發生的。當我們回頭從容看待這起事件，會發現罷運的主要原因，除了作為導火索的“份兒錢”，更在于矛盾處理機制的缺失。固然，是出租汽車公司未經批準擅自提高“份兒錢”，加重了出租車司機的生活負擔。而且在罷運次日，重慶市政府就已責成各出租汽車公司將“份兒錢”降回到去年的水平，罷運應聲消停。在這其中，“份兒錢”似乎顯得至關重要。但我們有必要假設的是，有沒有一種方式，既能夠滿足司機的正當訴求，又不用出現“罷運”的情況呢？顯然是有的。我仍舊深信不疑的是：在降低“份兒錢”這個處理結果不變的情形下，假如有關部門在罷運之前能夠知情，即對出租車司機的要求予以滿足，則罷運將不會發生。
    正像當地政府有關人士所表示的，“將抓緊研究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建立更加暢通便捷的訴求反映和溝通渠道”。一種對話與溝通渠道的缺失，被重慶出租車司機以“罷運”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提請關注。它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秩序：出租車司機找不到表達訴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虛設。于是，罷運就在政府部門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地發生了。“罷運”也就成了惟一的對話方式，一上來就已是最壞的結果。而這樣的一種情形，在之前的甕安事件、孟連事件中，亦有呈現。
    為了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各項制度必須準備得更加充分。面對社會問題，需要建立完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建立這些機制，不僅可使勞工一方形成了一種自我克制的理性機制，也事實上成為一種社會矛盾的緩沖與消減機制，更是一種盡可能防止“最壞結果”出現的機制。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事先擁有一塊社會矛盾的緩沖地帶，“重慶罷運事件”是不是就可能被有效消弭？
    我們有能力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前提是要建立一種更加自信而完善的社會治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