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自由不等于肆意放任，金融監管不等于扼殺創新。美國次貸危機演繹至今，對于市場參與各方而言，這才是目前能夠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事實上，有關市場自由與外部監管的話題，始終是市場經濟發展長期以來的一道難題。此次美國次貸危機把前者的風險演繹到了極致：投資銀行通過眼花繚亂的“創新”技術，把信用度極低的房地產市場產品，變成了看起來收益誘人的金融產品。次貸產品所打造的光環有兩個前提，一是房地產價格只能上漲不能下跌，二是利率始終保持在低水平上。然而經濟周期永遠是上下波動的，當價格飆升到了非理性時，房價的下跌就是必然的。
　　有觀點認為，精于產品設計的投資銀行，憑借所謂的金融創新讓監管職能根本無法到位。因為即便是金融業內資深人士，甚至是產品創新者自己都無法讀懂產品。由此，那些高高在上的監管者，又如何去監督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呢？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并不全面。事實上，美國房地產和金融產品的繁榮恰恰源于顯而易見的監管缺位，其中的關鍵點就在于低信用貸款產品的融資結構設計：前三年低信用貸款買房者可以享受幾乎是免息的超低利率，而三年后利率猛然間大幅提高。如此的金融產品設計，固然能夠吸引大量沒有購房能力的人買房，但同時已注定了三年后，也就是如今全球金融市場的崩盤。對于這一點，只要監管部門能夠稍作縝密分析就可以看透其中的奧秘。可見，并非監管者不能，而是監管者無為。
　　次貸危機所提示的真正絕妙之處并不在于監管部門是否全能，而在于如何把控市場與監管之間的矛盾平衡。市場經濟演繹至今，圍繞這一問題每次嬗變的意義都不僅在于市場本身，甚至都意味著經濟理論界的歷史性巨大變化。
　　市場經濟初創伊始，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導致經濟危機頻繁發生，并最終催生了凱恩斯主義的市場干預理論。凱氏理論認為，政府調控部門能夠通過逆經濟周期而動的政策，實現削峰填谷的市場效果。這一理論思路清晰，但落實起來卻難上加難。何謂峰？何謂谷？如何相機抉擇卻不失時機？這些疑問始終困擾著凱氏理論的追隨者。凱恩斯之后，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大行其道，該理論放棄了政府的干預沖動，僅僅要求貨幣當局保持適當的貨幣供給增速即可萬事大吉。
　　單純盯住貨幣供給總量的貨幣政策簡單易行，卻容易被市場所蒙蔽。試問，當下眼花繚亂的金融產品創新究竟人為地創造出多少貨幣，這些貨幣是否在央行的財務報表中有所體現呢？不久前，美國國會幾經辯論通過了7000億美元的救市政策方案。表面看來，這一規模已是相當龐大了，但是有誰知道，美國涉嫌風險的金融產品相加，總規模在數百萬億美元之上，與之相比，救市資金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金融創新和市場自由的迷幻之處正在于此：過于嚴厲的監管只會造成過度干預，而放任其自由發揮必然會造成巨大的市場傷害。從凱恩斯到弗里德曼，次貸危機演繹了一個新的輪回。如何求解二者之間的平衡，才是未來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歷史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