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中國參與并積極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佳時間窗口。中國可以拿出一部分“真金白銀”來幫助穩定歐美金融體系，但必須謀求與經濟實力相稱的經濟話語權，積極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改變在國際金融體系與機制設計中的地位。
體系變革往往是由一連串的事件引爆的。如果沒有持續發酵的次貸危機，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不可能像今天這樣顯得如此迫切。筆者曾經提出，把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危系于美國一身既是歷史賦予美國的機遇，更是一種危險的游戲。現在，這場游戲終于被人玩過頭了。看來形勢的確比人強，美國在自己一手釀成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經濟安全，無法獨撐既有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時刻，終于稍微放低一點身段：一方面，通過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放出改革風聲，擬組建包括中國、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內等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內的適應21世紀需求的新多邊體系；另一方面，布什總統在與薩科齊會晤后終于同意召開主要經濟體峰會，改革金融體系。巧合的是，即將由中國主持召開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也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列為首要議題。可以說，現在是打破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壟斷，建設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最佳時機，也是中國參與并積極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佳時間窗口。
長期以來，由于全球欠缺一個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續性基礎上的溝通與協調機制，被美國和歐盟控制的世界三大經濟組織在維護世界經濟與金融穩定方面近十年來碌碌無為，尤其是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主要協調者與危機時刻的最后貸款人——IMF，某些時候甚至充當了干涉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的工具，建設有利于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國際金融秩序一直難有實質性的突破。
本來，在歐元誕生的世紀之交，國際金融體系就應該改革。但是作為既有國際金融體系設計者與主要受益者的美國，盡管深知其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比重不斷下降，盡管憑借一己之力維系既有國際金融秩序的有效運轉越來越力不從心，卻擔心一旦啟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自己將無法保持在該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許會降格為與德、法平列的一流國家而非超一流金融強國。于是，美國不斷強調強勢美元政策將延續，以增強各國對美元支付體系的信心與依賴，另一方面巧妙地發動了科索沃戰爭，通過點燃歐洲火藥桶，給剛剛出爐的歐元當頭一棒，歐元也因此陷入低迷，美國得以繼續掌控世界經濟。
然而，美國的霸道與自私并不能阻止自身的衰退，由其一手縱容的金融寡頭終于在2007年釀成了百年一遇的次貸危機。不過，即便如此，如果美國能夠在此時認清形勢，及時回收損人并不長期利己的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與主要經濟體和有關國際經濟組織一道，啟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調動各國解決危機的積極性，或許次貸危機不至于演化成今天這樣一發不可收的局面。但是，美國再次選擇了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認為短期內美元危機的爆發缺少時間和制度性底蘊，沒有哪個國家敢于輕易拋棄美元，美聯儲足可以充當世界中央銀行。于是，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挽救陷入危機的美國金融體系，采取了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資金。盡管短期內確實達到了對外輻射風險、在全球范圍內分攤次貸成本的目的，但不斷發酵的次貸危機如同艾滋病毒一樣，摧毀了昔日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寂寞高手——華爾街金融寡頭的免疫力，美國在為自己的自私買單的同時，也把各國拖入了這場可能沒有贏家的全球浩劫之中。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已經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地到來了。但歷史告訴我們：國際金融體系的洗牌之日，也是主要國家之間博弈的白熱化之時。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誕生勢必要建立在現有美元體系的瓦解之上，而對長期處于占優策略獨享“鑄幣稅特權”的美國來說，放棄美元霸權意味著出讓超級大國地位，這是他們斷難接受的。因此，美國同意召開金融峰會也許只是權宜之計。筆者判斷，美國可能出讓一小部分權力，也會同意修改一些國際金融規則，但是一旦美國借助世界力量恢復了經濟元氣，擁有超強軍事實力的美國，其霸權本質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好在美國現在面臨的國際形勢和當年組建布雷頓森林體系時完全不一樣，盡管美國依然是超級強權，但是今天，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歐洲在雄心勃勃的薩科齊的鼓動下，再也不甘于做主動陪綁的配角，歐洲組建布雷頓森林體系II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美國的暫時式微，歐洲的異常主動，對于致力于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中國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盡管人民幣不是世界貨幣而使中國在此輪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缺少了一個重要杠桿。但是目前正是昔日優越感濃厚的美歐有求于中國的關鍵時刻，因此，當機會到來時，中國大可不必縮手縮腳，中國在承諾拿出部分“真金白銀”幫助穩定歐美金融體系的同時，完全應該理直氣壯地提出并實現自己的改革主張，打破只有發達國家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系統健康和穩定的迷思，拿出我們關于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機制設計范式。在具體的策略選擇方面，應該積極尋求與歐洲和日本的利益交匯點，有效整合新興經濟體的力量與訴求，真正從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出發，重新界定國際金融機構的職能，構造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尤其是在至關重要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亟需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投票權基于經濟規模的分配原則，重新審核基金份額、擴大基礎投票權。力爭在設計份額和投票權及其分配的過程中，既要反映已有經濟規模的總量指標，還要前瞻性地考慮能夠反映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指標，從而保證制度設計的前瞻性和動態的公正性，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及相應的話語權。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否定權，特別是要約束美國濫發美元的行為；并加大對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督和預警，以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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