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有外貿、外資戰略的基本框架形成于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當前我國資本對外開放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中國需要實現兩個重要的戰略轉型，以使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得戰略環節上更大的競爭優勢：一是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的轉型，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二是資本開放戰略的轉型，從資本集聚到資本輻射。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至今，國際資本加速向我國流入，雖然對我國經濟起著整體性的推動作用，但也使得我國經貿結構的不平衡性加劇。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大多“兩頭在外”，由外資帶動的個別產業發展，其帶來的知識技術 “溢出效應”較小，并不能帶動我國產業整體發展。無助于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外向型產業過度膨脹，而內需產業發展不足，經濟體抵御外部風險能力較弱，極易埋下結構性過剩的隱患。另一方面， 過度的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對我國金融調控與政策提出了嚴峻挑戰。巨額國際資本流入對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主要是對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傳導機制有效性以及宏觀經濟效果的影響。

　　由于外資外貿戰略對經濟發展目標的重要性及我國金融轉型匯率的特征，因此匯率、利率政策不得不受到外貿、外資政策的制約；一旦匯率政策不能隨之改變，只能靠犧牲國內諸如貨幣供給目標而保證匯率穩定，這直接改變了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機制和作用環境，削弱了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影響整個金融轉型進程。
　　盡管當前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17.6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1.8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我國還處于金融潛化階段，中國金融結構、中國金融資產與資源分布以及金融資產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發展還很滯后，難以形成強大的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合力。面對新形勢下的沖擊和挑戰，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上（包括產業分工與金融分工）獲得戰略環節上的競爭優勢？最根本的是讓資本成為新的比較優勢，使本國資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積極向金融分工鏈的高端推進，為此中國需要實現兩個重要的戰略轉型。
　　其一，開放型經濟的更高層次：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相對于商品輸出，資本輸出是更高級的經濟輸出和配置資源的形式。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金融發展戰略的核心。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瑞士銀行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人均GNP（按實際購買力計算）達4610美元，正處于鄧寧所指的資本大規模輸出階段，盡管2007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187.2億美元，然而與國際資本流入相比，我國的資本輸出和對外投資份額較小，資本向外拓展潛力巨大。
　　其二，資本開放戰略的重要轉型：從資本集聚到資本輻射戰略。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依靠內生資本的資本輻射（由于擁有資本競爭優勢自主決定資本的流向）才是促進一國內生成長的關鍵。資本輻射戰略更多強調中國自主發展與經濟的內生成長，是中國改革開放多年來資本對外開放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戰略升級。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 “世界工廠”向“世界資本策源地”的轉型，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因此，中國資本要在突圍中須求破局，要積極展開包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在內的 “中國資本”的戰略布局，率先抓住下一輪世界經濟新增長點，通過開展“順梯度”和“逆梯度”兩個方向的對外直接投資，消化、吸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節能降耗高的現代產業，有效地推動國內產業向產業鏈高端升級，為此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穩步推進與謀劃。
　　首先，穩定主權貨幣，積極推進資本輸出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高能貨幣和高能資本相伴而生，中國資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步跟進。中國資本“走出去”這一全球戰略安排，將大大增加境外對人民幣的資本需求，也是人民幣獲得更多國際金融市場份額的契機，從這一點上來講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與資本戰略一脈相承。目前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享有較高聲譽，與這些國家的邊境貿易額不斷擴大，人民幣計價的直接投資也開始出現。我們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繼續積極發展與這些國家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投資和金融往來，簽署雙邊支付結算協議，擴大人民幣在邊境貿易結算中的地位，分段推進，先區域化再國際化，全球貨幣與資本格局將隨人民幣國際化而改變。
　　其次，形成包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在內的多層次的資本輸出主體及其策略組合。一是積極塑造和培養本土跨國公司，積極推進“走出去”的戰略。二是通過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為代表的“主權資本”的商業化運作，搭建連通內外的金融平臺，不斷提高中外金融資本的融合度。三是將高額外匯儲備轉化為戰略資產。緩解外匯儲備壓力，暢通外匯投資，通過資本輸出，建立國際資源供應地。四是通過資本帶動新興中小企業國際創業，推進那些“高技術”、“快增長”、“強擴張”的新興企業國際創業，中國未來的資本輸出的主力軍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新興力量。
　　再次，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和內生成長的特色資本輸出模式。中國資本輸出其目的不僅僅是配合出口，拓展到延長國內過剩產能的生命周期，推動境外加工貿易，更是提高資本投入產出效率，推進經濟增長向集約化轉型的必由之路。這其中以企業為主體的資本輸出模式應該選擇產業升級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資本輸出，此類輸出旨在形成新的全球生產布局，加快核心要素并購，通過合作研發，提高產業競爭力；而以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以及外匯儲備為主體的國家資本為了保障國家戰略需求，穩定宏觀經濟，更應對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重要戰略資源領域進行投資，并建立長期穩定、價格合理的供應機制，從而形成成熟的資本利用體系和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輸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