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綜合調控和季節性因素的雙重作用下，5月份ＣＰＩ終于回落至8％以下，而歷年物價走勢顯示，二季度各月物價環比增速均呈現回落的態勢，再加之今年翹尾因素前高后低的因素，各機構普遍預計今年的ＣＰＩ也會呈現出前高后低的態勢。但是此種判斷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總需求得到有效抑制和總供給得到持續增加，因而，判斷今后的通脹形勢也得從這兩方面來考慮。

    抑制需求難度不小

　　觀察前五個月的經濟數據，在前期綜合宏觀調控措施之下，總需求已經得到明顯抑制：剔除價格因素后，投資實際增速已降至16．36％（按照季均ＧＤＰ平減指數計算），低于去年同期的19．33％和年末的17．93％；工業增加值實際增速也降至7．78％（按照月均ＰＰＩ計算），較去年末下降了4．34％；而出口增速則已經連續8個月低于進口增速，且在美國、歐盟等發達地區經濟下滑致使外部需求增長受阻和內部政策調整（包括稅收、產業、技術、匯率等）雙重影響下，出口將繼續減速；實際消費增速降至13．12％（按照月均商品零售價格計算），在三駕馬車同時放緩的作用下，一季度ＧＤＰ增速也由去年的11．9％降至10．6％。
　　但是總需求的合理抑制是否持續，實現經濟“軟著陸”尚存變數：首先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否容許經濟增速繼續下滑，尤其是由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和次貸危機引發，世界經濟已經進入調整期，全球范圍內包括資本市場、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經濟泡沫破滅的風險正在急劇累積，而且已在局部發酵，例如近期越南的經濟危機。對于中國而言，其以增量調整帶動盤活存量的發展路徑，是否會因經濟的急速下滑而變軌，以致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是當前需要高度警惕的。
　　其次就是在全球流動性泛濫和人民幣升值單邊預期的雙重作用下，內部貨幣被動供給的局面仍然嚴重，“輸入性通脹”壓力有增無減，再加之政府換屆、災后復建等因素推動的投資剛性和資源低成本的占用，均會對后期總需求形成一定拉動。
　　因此，通過抑制總需求來平穩通脹的難度較以往更加困難。

　　增加供給動力不足

　　首先，伴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進程不斷深入，內部資源配置效率已經與全球要素價格密切相關，而在美元貶值、發展中國家連年高增長、能源供給增長緩慢、金融資本逐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包括石油、煤炭等重要能源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連續飆升，進而帶動國內能源和基礎原材料價格連續上漲，5月份ＰＰＩ和原材料價格增幅分別已升至8．2％、11．9％，在國內生產要素價格管制機制和近期政府限價措施之下，雖然有效阻礙了向居民最終消費環節的傳導，但也造成了石油、化工、電力等上游行業的全面虧損，進而上下游行業間利潤的正常合理分布被扭曲，上游行業被迫采取類似“開三停四”的辦法消極應對，再次出現“煤電油運荒”的嚴重局面，從而抑制了供給層面的增加。
　　其次，限制糧食出口，因供需缺口造成糧食生產資料成本不斷上漲，同樣抑制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如果再加之天氣的不利因素和生物能源對口糧所用要素的擠占，實際糧食供給仍然存在嚴重隱患。
　　另外，通過本幣升值是否真的能有助于抑制通脹，目前尚不被實際數據所證明。以ＰＭＩ指數中的購進價格指數為例，雖然自去年末人民幣加快了升值速度，但5月份購進價格指數卻高達73．9％，遠遠高于去年同期和年末的65．9％、69％，可見在“大國效應”和美元加速貶值，尤其是中國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定價權方面薄弱等因素的影響下，“升值能夠抑制通脹”的說法值得商榷。
　　由此可見，無論總需求還是總供給，均對后期物價能否如期回落構成不確定因素，而要在目前商品市場泡沫破滅之前，平穩實現經濟“軟著陸”，盡快推動資源價改“闖關”恐怕在所難免。

　　資源價改不能引而不發

　　目前國際金融資本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已由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轉戰到商品市場，而在美元連續貶值和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投機行為被過度放大，能源就成為當下首當其沖的既安全又高回報的投機選擇，其直接后果則是急速推高了全球通脹水平。而由于中國內部生產要素價格非市場化機制，上述后果被異化為兩種補貼結果：其一是中國補貼世界，由于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外國消費者在享受中國制造的同時，也將本應承擔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給中國；其二是國內窮人補貼富人，為了保證上下游產業的供給鏈條，上游行業享受著巨額取自于全社會納稅人的財政補貼，進而使得內部要素占用者（例如擁有汽車者）將本應承擔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給要素非占有者（例如不擁有汽車者），而這兩種異化又進一步扭曲了價格機制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應有作用，導致一方面由于資源的低成本刺激了總需求的增長，另一方有效供給增長的市場化效能又被抑制。因此，資源價改“闖關”成為當前權衡經濟平衡的關鍵。
　　因上世紀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觸發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讓決策者對當前是否進行“二次闖關”心存余悸。那么，究竟如何權衡其中的利弊，“闖關”路徑選擇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路徑之一：靜觀其變，即延續目前限價、貨幣緊縮、財政補貼的措施。其前提則是期盼外部經濟的放緩能夠帶動能源需求的銳減，從而糾正供需失衡的狀況，等待外部輸入通脹的自然退潮。
　　路徑之二：果斷出擊，即立刻恢復既定的能源價格改革進程。其前提則是能否穩定居民通脹預期，將外部化的資源成本內部化于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以求達到供需均衡，實現“軟著陸”。
　　但由于上述兩種路徑前提條件得以成立的不確定性，使得資源價改的“變”與“不變”難以掌控，那么剩下的路徑就是擇機而動了，但不能引而不發。
　　首先，要通過貨幣、財政等多種手段穩定居民的通脹預期，尤其是央行不要再羈絆于所謂中外利差對于熱錢吸引的理論，應該果斷加息穩定已經出現回落的通脹預期（央行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末居民物價預期指數為48．9％，較去年末的64．8％明顯下降）；對于因能源價格飛漲受損的上游企業，改財政補貼為稅收減免，包括上調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和降低石油進口增值稅率等措施；對于消費層面的能源占用者，通過開征燃油稅等資源類稅種，糾正窮人補貼富人的局面；對于資源價改進程，應采取小幅快進、先工后民、先城后農的方式逐步推進，從而從根本上將經濟發展的資源依賴型、粗放型轉變為資源友好型、集約型。
　　近期為應對不斷蔓延的通脹壓力，包括俄羅斯（0．25％）、印度（0．25％）、印尼（0．25％）、越南（2．00％）、南非（0．50％）、智利（0．50％）、秘魯（0．25％）等國家已經陸續加息緊縮；而包括印度（11％）、馬來西亞（63．3％）、印尼（28．7％）、斯里蘭卡（37％）、臺灣（10％）等國家和地區也紛紛上調了國內油價；歐美各國對未來通脹形勢則表現出少有的強硬態度，對中國而言，如何平衡好通脹形勢和資源價格改革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是今后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