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國家非常重視社會建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疑問:我們要投資于社會建設,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多年以來財政的錢用來投資、辦企業,這個成了習慣了,如果用來解決養老問題、福利問題、貧困群體的生活問題、孩子上學問題,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呢?我這個投資能不能收得回來呢?如果收不回來,GDP是不是就會掉下來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為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我想我們需要研究一下財政投資的方向是由什么來決定的,財政投資的規律和什么是一致的。我們以往多年的歷史證明,財政投資方向和我們生產階段、社會階段、產業發展水平、消費結構都有密切的關系,并不是任何時候都直接辦企業、上項目,效益就一定好。當我們處于解決溫飽問題階段的時候,大體上這個階段的產業結構是以發展低端制造業為主,解決溫飽問題。大家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的時候,吃飯問題、穿衣問題,要買一輛自行車還要排隊、排號,相應產業結構就是低端制造業。那么增長方式呢,也是比較粗放的增長方式,那個階段很難避免出現拼資源、拼人力、高能耗、高污染的狀況,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個時候的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于經濟,也就是說財政的錢可以直接拿來上項目、辦企業。 現在我們進入了全面小康階段,那么全面小康階段的產業結構,就不再主要是低端制造業了,而是要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服務業等等這樣一些產業。經濟增長方式也要求是低成本、高收益、高質量的增長,在這樣的一個階段我們可以通過投資于社會建設、社會福利、社會安全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增強社會消費能力,反過來促進就業或者是產業的發展。投資于社會建設,恰恰是全面小康階段和產業升級的要求、消費結構的要求,是和生產與消費密切相關的一種新的投資方向。那么按照這樣的一種投資方向,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新的產業結構里,那種帶動經濟增長的增長點開始發生變化。在世界范圍內,利潤最豐厚的產業已經不僅僅是低端制造業,甚至某種意義上講也開始不再是一度利潤很豐厚的電子產業等等了。這些年在世界投資市場上,利潤最豐厚的產業,是醫藥、醫療設備等這樣一些產業,恰好是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滿足人民的健康需求、更高水平的需求相適應的這樣一種產業。在我們國家,像東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所謂朝陽產業,也在發生變化。例如旅游業、文化產業、婦幼保健業、老年服務業,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點,強調解決不公平問題會不會降低發展活力。一些人擔心社會活力會不會降低,確實,我們以往的經濟增長,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差距的拉大是相伴隨的,這種相伴隨的現象并不是說就成為一個因果關系,兩個相伴隨出現的現象,未必就一定是因果關系,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從理論上證明只有不斷地拉大社會差距,經濟才能夠發展。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發達到一定的程度,都在縮小社會差距,都在解決社會公平,人家的基尼系數比我們低得多,所有的發達國家,目前除了美國之外,基尼系數統統低于0.3。歐洲很多國家,甚至是0.1、0.2。你不能證明人家的經濟都垮了啊,沒有這樣的事情。 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并不必然地需要靠拉大收入差距來支撐,這不是一個必然的聯系。從我們國家現在的發展需要來看,我們比較迫切的需要是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增強人民的生活品質,使大多數人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可以繼續增加社會的認同感,調動大多數人的發展積極性。也就是說,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可以通過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辦法激發社會活力,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其他人,那么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光靠少部分人帶動是不夠的,必須讓大多數人都成為獲益者,都能夠從發展中獲得好處,這樣大多數人才有積極性,才可能完成全面建設小康這樣的任務。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