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公開表示，開發商建房，不要讓不同收入的群體住在不同的地方，一個項目既要有富民區，也要有貧民區；政府應該多一些政策導向，多建廉租房、經濟適用房。此論得到好評如潮，一個主政官員能有此認識，殊為不易。

　　從眼前看，城市中“窮人區”與“富人區”斷裂與分割的局面，會提高城市的交通、治安和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城市的和諧程度。以較低成本容納大量商業服務及其人員的老舊城區和“城中村”，是城市人文社會意義上的“肺”，可以向周邊提供較廉價、方便、齊全的生活服務，為大量服務人員提供較好的創業環境，為大量城市流動人口提供棲息、就業之地。因此，貧富混居有利于居民后代的融合，有利于共享優質的教育資源、醫療、商業等服務資源，體現社會公平。
　　從長遠上看，貧富分區將會給城市發展埋下巨大隱患。貧民區大部分處在偏遠的郊區，進一步提高了貧民階層及其后代進入主流社會的成本，有可能使貧困固化和世襲化，導致很多的社會問題。2005年底，席卷法國眾多城市的騷亂，導火索就發生在傳統的貧民區，參與騷亂者也絕大多數是青少年。這個事例應該成為城市發展研究的經典問題加以重視和研究。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而最好的社會政策之一，就是貧富混居以及教育公平。
　　但知易行難，要真正實現貧富混居，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容易。一個項目、一個街區既要有富民區也要有貧民區，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的確應該如此，但站在開發商的立場，該如何平衡，是個難題。目前國外也沒有先例可借鑒。當然，政府在這方面卻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在街區內同樣地段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限制貴族學校和貴族醫院，保證街區內學校、醫院、體育設施等的公共性。但是，地方政府本身也有逐利性，尤其是在土地財政的驅使下。在一個街區內要建多少比率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并沒有一個科學的界定，更沒有一個法律的界定。而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也只是個權宜之計，不是解決住房問題的根本之道。
　　因此，只有用市場的手段，才能最好地解決貧富混居問題。一是改革現行大規模改造城市的模式，變“舊城改造”為“舊房改造”。允許居民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自行改造房屋，包括通過居民聯合、招商引資、由居民自己民主選擇開發商等方式自行改造街區和房屋。北京的一些舊城改造已經開始嘗試這種模式，即居民自愿遷出的，政府給予獎勵；不愿遷出的，政府出資幫助改造房屋。
　　二是應該允許各地“城中村”的存在，同樣把房屋改造的權利還給“城中村”的居民，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鼓勵村民自力更生和對房屋自我更新換代。這樣，不僅大量原居民可以留下來，而且會吸引大量城市化進程中從農村、小城鎮進入的城市新移民，降低他們的移民和進城成本。當前一些城市一直在矢志不渝地為消滅“城中村”而努力，這樣自然就會把窮人全部“驅逐”到遠郊。那樣的征地拆遷和發展模式需要反思和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