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政策應對癥下藥，從源頭抑制物價上漲因素，實現財政支出的“結構性轉換”，保障多數人的利益不受通脹所侵蝕。

　　日前，在剛結束的中央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財稅政策將在穩定物價方面進一步發揮作用，主要通過“大力支持糧油肉等農產品生產，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以及“及時落實各項財政補貼政策，保障困難群體基本生活”（相關報道見昨日本報）。

    事實上，在實踐中，財稅政策還應有更多用武之地。
　　應該說，當前物價上漲是由經濟運行中的深層因素造成的，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現象。雖然從緊貨幣政策是必需的，但僅依靠貨幣政策的作用，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通脹壓力的積累，也難以緩解通脹帶給公眾的痛苦感。這需要其他宏觀政策的協調作用，其中財政政策更應承擔責任。具體而言，財政政策一方面應著力弱化造成通脹壓力的因素，另一方面保障多數人的利益不受通脹所侵蝕。

財稅杠桿調節資源需求

　　本輪物價上漲的導火索，就是豬肉等主副食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其背后客觀反映了糧食供不應求的現實。當前全球都處于糧價上漲的周期，我國也不例外。這就要求著力增加糧食和食品供給，從源頭上抑制食品價格上漲，需要財稅政策對癥下藥。
　　一則，在城市化不斷侵蝕耕地的情況下，保護耕地的意義需要再次被重視，對此，政府應該進一步優化包括耕地占用稅在內的相關稅收工具，提高占用耕地的稅收成本。同時，對耕地的侵占，最終歸因于地方政府“賣地生財”的沖動，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促進省級以下地區分稅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獲得與事權相應的財稅支持。
　　二則，為了增加糧食供給，還應繼續增加財政支持“三農”的力度，如重點支持糧食主產區加強中低產田改造，建設高標準農田，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各類農業補貼等，都是為促進糧食產量穩定增長。
　　三則，繼續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糧食出口，防止糧價上漲風險向國內傳遞。12月18日，財稅部門取消了眾多糧食產品的出口退稅，正是為了穩定糧價上漲的預期，增加國內糧食供給。類似的措施，在未來一段時間還應堅持應用。
　　除基礎食品價格平抑工作外，還應穩步推進稅制優化，為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保駕護航。我們知道，在長期扭曲的價格形成機制下，我國一直人為地壓低資源要素的價格。但近年來，資源定價的市場化改革開始展開，這使各種能源、資源都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這種上漲最終會傳導至消費品上面，形成又一波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長遠來看，資源價格上漲是對原有低效增長方式的矯正，是必須承受的“陣痛”。但對財稅政策來說，可以控制資源價格上漲節奏，并利用鼓勵新能源和節能降耗來緩解企業成本壓力。例如，資源稅費改革是與資源價格問題密切相關的，在稅率等要素調整時，也要考慮避免幅度過大對當前通脹產生強大壓力。再比如，通過創新和發展環境稅體系，促使企業運用新能源，并實現節約生產，從而降低對傳統能源資源的過度需求，可緩解資源價格上漲速度。

保證公平強化二次分配

　　為保障多數人的利益不受通脹所侵蝕，應實現財政支出的“結構性轉換”。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繼續實施穩健財政政策，這與前幾年的“穩健”概念應有所不同。此前的“穩健”是強調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具有中性偏緊的含義。明年的“穩健”，則應重點放在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方面。換句話說，應該適度弱化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建設性投資支出，而增加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消費性支出。由于后者對經濟影響的“乘數效應”要低于前者，因此對經濟會有緊縮性效應，同時也會保障公眾利益，避免恐慌引起的通脹預期失控，可謂一舉雙得。
　　其次促進稅制改革，保障社會公平，抵御通脹的危害。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下，通脹會進一步加劇財富的再分配，引起社會動蕩。對此，很多財稅手段都應更加發揮促進公平的作用，如通過加快個人所得稅、遺產和贈與稅、物業稅等創新和改革，來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此外，通脹必然也反映為財富從民間向政府的再分配過程，相當于一種稅收，自然會影響民間的購買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視民生，就應該降低這種“通貨膨脹稅”，并把財富留在民間。
　　最后，通脹環境下，人們往往會進行各種投資以規避風險。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缺乏豐富的投資渠道，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資避險的條件和渠道。由此，對股市、房地產等屈指可數的投資品，政府理應對中低收入者采取差別性政策，例如對中低收入者購房給予更多稅收減免，或者把股票印花稅改為累進稅，這些雖然可能存在一定的技術困難，但卻可以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的公平性，值得進行改革嘗試。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