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金融業面臨資產錯配、金融脫媒、制度缺失和金融創新等各種風險。在未來金融改革與政策調控過程中，這些風險應得到足夠的重視。
　　日前，央行發布了《2007中國金融穩定報告》，重點分析了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三個領域的穩健程度，強調指出“銀行整體風險狀況明顯改善，不過存貸款期限錯配較嚴重；股市穩定性有待進一步提高”(11月23日《中國證券報》)。
　　按照傳統視點，銀行代表間接金融，證券代表直接金融，央行這一報告實際描述了當前金融結構中所存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有必要從金融結構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梳理和細化影響金融穩定的潛在風險，從而在未來金融改革與政策調控過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資產錯配與金融脫媒風險

　　從間接金融的角度來看，面臨的非穩定風險主要來自兩方面，即資產錯配風險和金融脫媒風險。
　　資產錯配風險又包括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兩種風險。其中，期限錯配，就是指銀行的資金來源多是短期性的居民儲蓄，而資金運用則多投向企業中長期貸款。商業銀行期限錯配風險逐漸積累，在根本上扭曲了間接金融的效率機制。據分析，境內中資商業銀行人民幣中長期貸款比居高不下。在經濟繁榮期，這種“短存長貸”的負面影響會被掩飾起來，而一旦經濟陷入周期性低谷，則會放大銀行經營失敗的風險。
　　對于期限錯配風險的緩解，很多人認為要從控制銀行體系過剩流動性、以及發展資本市場入手，然而筆者認為，銀行的期限錯配風險，同樣是與當前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結構相關的，也就是如何為中長期投資確定穩定的資金來源。對于企業來說，通過資本市場解決中長期投資符合國際慣例。然而對仍占據較大比重的各類“準公共投資”來說，應該通過發展專門的政策性銀行，并且促使地方政府獲得發行市政債券的權力，才能從根本上避免中長期資金需求向銀行的過度靠攏。
　　此外，隨著匯率改革的推進，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的幣種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貨幣錯配的現象逐漸顯現。例如，由于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商業銀行傾向于賣出外匯，但對應的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與外匯負債相對應的外匯風險資產，卻無相應的外匯資本金覆蓋，如果未來發生損失，就需要以人民幣購匯補償，對境外股東的分紅仍需用外匯支付，從而面臨一定匯率風險。
　　另一方面，對處于金融發展和深化的國家來說，金融脫媒風險也是難以避免的。所謂脫媒，就是資金融通不再通過銀行等傳統中介機構進行，而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完成。從具體表現來看，2006年以來居民存款增長率和絕對額都隨資本市場復蘇呈下降趨勢，而固定資產投資中，企業依賴自有資金的比重上升，而依賴銀行和信貸的比重下降。從長遠來看，這對商業銀行來說，既使得銀行資金來源逐漸緊縮，又使得貸款客戶分流而導致利息收入下降。正如當年討論放出居民儲蓄這只“籠中虎”，而如今卻擔心存款下降一樣，如果不對脫媒風險加以重視，將來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也可能會很快轉化為流動性不足的危機。

金融創新與制度風險

　　在直接金融方面，筆者認為，除了央行所強調的投資產品、投資機構等技術問題，面臨的非穩定風險還有兩種，即制度風險和金融創新風險。
　　在股權分置改革等制度變遷的激勵下，資本市場已開始了爆發式的發展，然而同樣最大的風險也來自于制度缺陷。諸如調控股指之類的行政思路，并不符合現代市場發展規則，應當切實改變由監管當局驅動資本市場的狀態，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同樣，在股市的監管中，過度運用私下“道義勸告”等非市場手段來影響股市運行，甚至直接勸告金融機構買賣股票的行為，都會從根本上損害市場活力與監管信譽。
　　隨著金融產品與機構改革的加速，金融創新的另一種風險將來到我們面前。我們知道，金融創新本質上是為了控制和利用特定的風險，由此產生了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然而金融創新在應對傳統風險的同時，由于創新產品技術結構的復雜性，卻又產生了新的不可控風險。美國的次級債危機，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因此，在保障推進金融創新以解決傳統弊端的同時，必須腳踏實地進行創新的制度、觀念、技術和人才準備工作，避免“欲速而不達”。
　　最后，從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的銜接來看，最大的風險根源可能就是混業經營問題。美國次級債危機中許多商業銀行因證券業務而陷入困境，這使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混業經營的風險問題。國內銀行適應混業經營的原則，不應該在于只是借機進入證券業或保險業，而是應著眼于擴大資本實力，增強其在商業銀行業務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作為金融業的微觀主體，所追求的依然是成為主營業務突出、專業優勢明顯的金融服務機構，而不是無所不包的全能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