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快制定行政收費法，明確允許設立收費項目的條件”，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日前表示，“收費項目的設定，應當以法律為依據，而不是以行政審批方式設立”。據悉，2005年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總額達4000多億元。越權立項、無證收費、收費不公示、任意擴大收費范圍、隨意提高收費標準等現象普遍存在(5月6日新華網)。

　　嚴格限定設立收費的條件、權限、標準、責任，無疑十分必要和迫切，既有利于規范政府在收費管理中的行政行為，減少和壓縮其中存在的權力尋租和腐敗空間，而且有助于緩解因大量行政收費給社會經濟以及民生帶來的巨大壓力。
　　不過，要從根本上遏制和規范行政收費中的種種混亂現象，筆者以為，單靠一部行政收費法，似乎仍力有不逮。因為在我看來，行政收費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收費問題，而實際上是一個涉及政府職能全面轉型——從“管制”走向“服務”的系統性問題。也即是說，行政收費之所以長期大量存在，根本原因并不止是相關收費[法律依據缺乏，更在于：政府內在的職能沒有實現根本的轉換，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收費”而不是“服務”當作了政府的基本職能，所謂“管理就是收費”。
　　因此，規范行政收費必須圍繞政府轉型這個樞紐來進行。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制定行政收費法之外，筆者以為，至少還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其一，大力裁減相關的政府收費部門。既然服務而不是收費才是政府本職，且公眾已經為這種服務納了稅，那么“行政收費”，就應該盡可能地從政府工作中裁除——不僅裁事，并且要從體制上裁人、裁機構。而當前我們這方面的現實，正如周天勇教授指出的，“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部門不收費”，“一些執法機構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罰款”。
　　其二，從財政管理體制上，徹底斬斷收費與部門利益之間的關聯。眾所周知，服務型政府，對應的必然是公共財政，而公共財政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任何政府收入必須首先是服務公共而非政府自身。但目前的現實問題是，不僅自收自支式的行政收費普遍存在，而且像“收支兩條線”這類管理方式，事實上也仍然無法擺脫收費與部門利益變相掛鉤的格局；如此一來，在收費自利的強烈沖動下，行政部門熱衷于搞執法創收自然就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