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校‘破產說’言過其實，教育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教育部部長周濟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高等教育的固定資產有5000多個億，目前存在的高校貸款問題“會認真解決”。(3月18日《北京晨報》)

    《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5年我國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億元之間。不少地方高校目前都已是負債累累。用業內人士的話說：“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破產的說法主要來源于高校的無序擴張。高校擴建的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信貸。據業內人士估計，銀行貸款占到學校基建總投資的80%以上，一些高校不僅從財務核算上來看已經破產，從實際運行上看，其實也已經陷于困境，現在，每當還款高峰期到來，部分高校的運轉就有困難。
    據筆者所知，國內很有一些曾想在教育產業化中分一杯羹的民辦高校已關門大吉，筆者認識一位民辦高校校長關門后現在給一所公辦大學打工。也就是說，“高校破產”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并非言過其實。當然，如果這里的“破產說”只適用于公立大學身上，那確實好像還沒有一家公立大學關門大吉。
    雖然還沒有關門，但“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從理論上說已經破產。即便按周部長所說，高等教育的固定資產有5000多個億，償還2000億債務綽綽有余，但是如果高校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來還債，要把固定資產折舊變現后來還貸，簡直無法想像：把高校的辦公大樓、教學樓、實驗室都變賣還貸去了，老師到哪上班，學生到哪上課？學校怎能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跟破產又有什么不同？
    當然，后一種情況目前沒有發生，也就是說，理論上破產了，事實上并沒有破產。(公立大學)事實上為什么沒有破產，教育為什么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周部長沒有說，“大道不暢，小道必昌”，我們只好猜測了。
    教育產業化下的公立大學，既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主體，不能像企業一樣從公開的資本市場上集資，也不能從私人那里募資或擴股，其資金來源，除創收與接受捐贈外，只能從政府財政或銀行獲得。在政府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銀行便是高校唯一的大額資金來源。銀行之所以愿意把錢貸給公立大學，尤其是把重點大學視為優質客戶，是因為這些大學負載著高等教育的重任，銀行認為政府是不會讓這些大學破產的，把錢借給公立大學遠比借給企業安全，因此銀行爭相把錢貸給大學。僅筆者在銀行工作時就知道，一些銀行有時給一所大學一次授信的額度就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元。
    此外，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想做“大”學，瘋狂圈地，拼命擴張，大興土木，使勁蓋樓，建設所謂大學城，動輒占地數千畝，就是哈佛這樣的大學也望塵莫及。花費巨大，來源又少，哪來那么多錢還賬？造成巨大的壞賬可想而知。當然，高校盲目擴張，與權力失控、大學主要負責人獨斷專行不無關系。大學大上大投，在權力監督機制失靈的情況下，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這豈能不刺激“說話算數”的高校負責人擴張的沖動！而且高校負責人心知肚明，即便大學負債累累，國家也不會輕易讓它破產。于是大學就走入了一個理論上破產與事實上不破產的怪圈。
   其實，現在部分高校遇到了此前國有銀行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在現有的體制下，在“安全”的考量下，無論有多少壞賬，國有銀行不能破產，公立大學尤其是公立重點大學，無論背負多少債務也不能破產。可是要挽救理論上的破產，就要國家拿錢出來將虧損的大洞填平，就像國家拿出巨額資金來消化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樣，估計大學也可能重走此路。這樣，中國納稅人在為國有銀行重組埋了天文數字一般的單后，可能又將為高等教育再交一筆“學費”。而且，解決大學的破產問題遠比解決國有企業的破產問題要復雜艱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