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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聞聽“專家建議取消利息稅”，隨后，就此議題馬上有人頂有人拍，這一次的情況也是如此。
正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上，包括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內的27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關于取消利息稅的提案。吳老先生認為，征收利息稅實際上并沒有實現控制儲蓄率增長的目標，擴大內需的作用發揮不明顯。
拋開利息稅究竟該不該取消不談，圍繞此稅種頗有意思的現象是，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往往有著同樣的理由要求取消或維持利息稅。譬如說，擴大國內需求、刺激居民消費，再譬如說，縮減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與其在技術細節上爭論不休，不如換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看一看，為什么利息稅這一稅制簡單、征管簡便的小稅種，每每被推到稅制改革的風口浪尖？
爭議的焦點在于利息稅有無取得預想中的效果，由此而引出的更本質的問題則是，用于解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推動分配公平的西方財稅政策，為什么經常在中國面臨“橘生淮北則為枳”的尷尬。這個問題不解決，幾乎可以認定，就如開征了利息稅并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推進公平一樣，取消利息稅也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推進公平。
中國目前所遭遇的消費不足、供給過剩等問題，并非成熟經濟體周期性發生的短期經濟非均衡，其真正難以解開的困局在于：為了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需要解除舊的福利性契約，如教育、養老、醫療等，由此迫使城鄉居民預防性動機增強并最終導致儲蓄傾向上升；而為了彌合需求/產出間的失衡，政府被迫以擴大財政收入及支出的方式進行總量上的平衡，但這一機制的脆弱性又使得它往往成為下一輪失衡的基礎。
再來看公平問題。當下就利息稅問題最為似是而非的論據是，銀行儲蓄存在“二八定律”——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呢？如果說，利息稅作為資本利得稅之一，不該針對大多數個人家庭而征收，那么對于那些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個人而言，難道不正應該通過征稅以縮小貧富差距嗎？
稅收公平體現在四個方面，包括分稅公平、定稅公平、征稅公平、用稅公平，而中國民眾稅收公平感受并非很高的原因，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的財稅收入具有剛性而財稅支出則約束不足，此方面最具標志性的現象是，伴隨財稅收入大幅提高，行政管理費用更是25年增長87倍，其與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4.71％急劇攀升至2003年的19.03％。
中國二十多年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歸因于漸進式改革這一頗具智慧的選擇，故而對于圍繞利息稅而發生的爭論，不應該僅聚焦在“取消”或者“保留”這兩點上，筆者的看法可大致歸納為三條：一、針對當前利息稅征管中暴露出的不足，應該加快推行儲蓄實名制以及累進稅率制；二、利息稅所引出的爭論，其在公眾層面，反映出的仍是針對保障不足、分配失衡等問題而產生的焦灼民意，必須給予足夠重視；三、包括財稅制度在內的重大決策，理當歡迎多種形式的意見表達和利益博弈，以盡可能超越小集團認知極限，最終求得和諧和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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