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擁有18年歷史和800多名員工的深圳煌星輕工制品廠，在遣散所有工人后鎖上了鐵門。這家主要加工迪士尼產品的工廠，被一香港學生團體指責為壓榨工人的血汗工廠后，因迪士尼公司拒絕繼續(xù)發(fā)放訂單而宣布停產，數百名員工因為工廠倒閉而失業(yè)。而那個香港學生團體SACOM也同樣對調查所引發(fā)的結局表示遺憾，他們本來是希望通過調查來維護工人們的權益，但事與愿違。

　　這個事件的結局如此令人扼腕，最大的失望者也許莫過于那個香港學生團體，她們善良的初衷卻推動事件走向了反面；最大的不幸者則是800多名深圳煌星輕工制品廠員工，他們自身的生存境遇非但沒有因為香港學生團體的“維權”幫助得以改善，反而遭遇“失業(yè)之災”。那么，迪士尼仿佛成了勝利者，他們只是取消訂單，就擺脫了“雇傭血汗工廠”的外在壓力。
　　我把這個事件，看作資本全球化流動下，民間維權道德生態(tài)日益脆弱的標本。在所謂經濟全球化時代，大量跨國企業(yè)以及資本涌向廉價勞動力集中的國家與地區(qū)，通過勞動力價格、原材料價格等綜合差別，獲取更多利潤，這是資本與生俱來的屬性。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牢牢掌握了主動權，他們一旦發(fā)現所在地區(qū)各種成本有所上升，就會迅速流向另一個更實惠的地區(qū)。有人形象地將其稱作“會飛的資本”。
　　但是，有另一股力量也在成長，那就是民間維權團體的全球化。在環(huán)保、勞工聯盟、反戰(zhàn)等各個領域，民間社團一直是確定公眾價值、私人民事權利以及發(fā)動公眾輿論方面的改革發(fā)動機。這些社團是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源泉，他們敢于面對權勢說出真話，不僅通過他們的出版物，而且組織各種集會活動，去影響政府決策，保護更多民眾的權益。
　　毫無疑問，那個香港學生團體就初步具備了民間維權團體的功能，學生們利用暑假期間，自發(fā)到深圳兩家工廠進行實地調查(其中就包括煌星輕工制品廠)，在摸清了工資收入、加班情況、社會福利等綜合問題，發(fā)布了3家迪士尼公司代工廠剝削工人的調查報告，煌星廠名列其中。結果就出現了上述那一幕。
　　近年來，我們屢屢看到跨國企業(yè)對內地“三來一補”加工廠進行工人權益調查的報道，也曾經為此叫好，認為是“資本道德化”的表現。事實證明我們錯了：由于“三來一補”加工廠處于全球經濟鏈的最末端，其微薄利潤不是來自生產與銷售環(huán)節(jié)，而是來自于加工費的二次分配環(huán)節(jié)——通過盡量壓低工人待遇來換取利潤空間。而掌握議價權的跨國企業(yè)，則將本應共擔的道德義務完全轉嫁給了“三來一補”加工廠，他們享有的豐厚利潤一文也不會少。
　　所以，當迪士尼發(fā)覺來自民間維權團體的抗議、輿論的質疑與民眾的不滿時，他們采取了成本最小的應急舉措——取消深圳煌星輕工制品廠的訂單。因為可供其選擇的余地很大——還有更多的“三來一補”企業(yè)在排隊爭取成為迪士尼供應商呢。當然，報道中提到另一家企業(yè)——位于深圳市寶安區(qū)的鴻興(中國)印刷公司，同樣是被那個香港學生團體SACOM曝光，隨后進行了整改，也繼續(xù)獲得了迪士尼訂單。但比較兩者之間的不同，鴻興(中國)印刷公司經濟實力遠遠超過煌星輕工制品廠，他們有能力改善工人處境，而煌星輕工制品廠“寧愿”停產也無法達標的事實，映射出內地廣大“三來一補”加工廠的邊緣化狀態(tài)。
　　要生存權還是要發(fā)展權？這是一個沉重的拷問。而要擺脫這種“發(fā)展中困境”，絕不僅僅是政府口中“產業(yè)升級”那么簡單，它還囊括了農民工通過完善培訓轉化為技能型產業(yè)工人、勞動者維權的法律保護體系在日常執(zhí)法中“落地”等更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