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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泊爾案”何以如此引人關注？論行業，蘇泊爾所在的炊具(壓力鍋)業談不上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遠無法與裝備制造業等“敏感”行業相比；論地位，蘇泊爾亦非國企“排頭兵”，只是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同時，外資對國內上市公司的并購也早已有之。1995年北旅股份一次性向外資轉讓占總股份25%的法人股，開了外資在證券市場并購的先河。
恐怕不少市場人士，尤其是準備在我國并購市場上大展拳腳的跨國資本，關注“蘇泊爾并購案”的真正原因是，把其結果看成我國政府今后外資并購政策的“風向標”。因為這很可能成為今年9月8日商務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正式生效后的“外資并購第一案”，預示今后外資并購政策的具體走向——究竟是緊還是松。
筆者認為，不論蘇泊爾一案結果如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完善，外資并購在我國必將迎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逐步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形式。
外商直接投資(FDI)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我國吸收的FDI中，絕大部分是綠地投資(即新建投資)。國際通行的跨國并購形式，在我國FDI中比重仍較低，今年1至5月份僅為20億美元，占同期FDI的7%。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公布的數據，2005年全球FDI達到9160億美元，其中跨國并購占80%以上。研究表明，由于國際引資競爭加劇，以及經濟發展規律使然，我國以綠地投資為主的FDI很難再有大的增長。因此，創新引資方式、提高引資質量和水平，應是必然選擇。
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發育漸趨成熟，外資并購發展環境向好。尤其是今年以來，我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收官，包括QFII在內的外資“通道”穩步擴張，對資本市場改革成效日益顯現，監管能力逐步提高等等，使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安全性、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滿足外資并購基礎條件日漸完備。同時，我國經濟長期健康快速發展，需要一個成熟的資本市場提供有力支持；而外資在資本市場的活躍并購，也應是資本市場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現。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外資并購作為我國吸收外資的一種新方式，也會給我國安全和經濟發展帶來一定風險。因此，政府明令禁止外資進入軍工、電網等關乎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限制外資進入裝備制造、電子通信等行業。即使在不少普通的競爭性行業中，外資并購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后，往往會進行裁員等結構性調整，對社會就業形成壓力；此外，跨國公司短時間內會對行業內競爭對手形成明顯壓力，長期內容易形成對市場的壟斷。
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一味反對外資并購，更何況上述風險并不必然形成現實的“危機”。畢竟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一套既不違反WTO規則、又符合國情的外資準入制度，基本能防范外資并購在核心、重點、敏感行業中可能帶來的風險。
筆者認為，對于普通競爭性行業中的外資并購，不能動輒拔高到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層面加以反對。優勝劣汰本是市場競爭的題中應有之義，政府不必過多干預品牌生死、企業沉浮。而受外資并購壓力的本土企業，更應主動提升競爭力而不是一味冀希望于政府保護。
以“蘇泊爾并購案”為例，盡管按照法律程序向政府部門呼吁喊停該案是反對方企業的權利，但如果這些企業中有兩家、三家甚至更多，通過合并、建立戰略聯盟(如共建研發平臺)等方式應對競爭，豈不是更為積極進取的選擇？若事態發展果真如此，對整個行業、消費者而言倒不失為福音。
當然，反對“蘇泊爾并購案”的意見絕非一無是處。比如，對于蘇泊爾在市場份額計算方法上的質疑，值得相關政府部門重視。不論是從外資并購審批角度，還是維護公平競爭角度出發，反壟斷都是政府的重要職責。而上市公司對信息的選擇性披露，亦是如此。
對中國經濟整體發展而言，外資并購有“危”更有“機”，機遇遠遠大于可能的風險。至于“蘇泊爾案”具體結果如何，人們不必太看重，“蘇泊爾案”不是外資并購“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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