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險條例》自本月起實施，這一歷經多年探索的重要改革終于“落地”，體現出我國金融改革思路的重要變化。

　　存款保險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銀行體系中的隱形擔保、剛性兌付，轉變成顯性機制。應該說，在金融體系中，隱形擔保理論上像“皇帝的新衣”，也是一個不可置信的承諾，如果風險一旦積累到較大程度，那么帶來的短期沖擊和影響確實不容忽視。因此，就需要通過逐步的“顯性化”來逐步釋放風險。

　　與此相關有很多案例，例如對于近期的保定天威債券違約事件，市場上就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對于部分投資者來說，似乎認為這是好事，反而更看好債券的投資價值。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打破了剛性兌付，長遠來說對整個市場健康發展可能反而有利。所以，從根本上來說，這些改革，都意味著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容忍度在上升，金融體系彈性增加，產品風險定價模式有可能更趨合理，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變革方向。

　　從存款保險制度的設立來看，當前金融改革的政策思路，逐漸體現為從相機抉擇到更重視內在穩定器。在政策制定上，所謂相機抉擇就是根據政策制定者的判斷，在某個特定時期選擇特定的政策工具。至于內在穩定器，最早用于描述財政政策，包括社會保障支出等。應該說，內在穩定器是相對可持續的，一定程度上可有效熨平經濟周期波動。

　　存款保險制度就是典型的內在穩定器，之所以需要更多這樣的改革，是因為在相機抉擇過程中，很可能因為決策者不夠理性，而使得政策效果不佳甚至南轅北轍。而內在穩定器雖然可能無法達到最佳政策預期，但卻是次優的政策選擇，可使公眾預期更加穩定。當然，類似內在穩定器的改革還有很多，例如在貨幣政策操作過程中可進一步應用“利率走廊”機制。研究發現，根據2013年6月的支付清算運行指標，市場上不應出現“錢荒”，這就需要從技術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以及能否通過設計支付清算體系的內在穩定器，來避免出現短期流動性恐慌。

　　從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設，還可以看到政府穩定公眾預期和信心的急迫性。在經濟學研究中有理性預期和非理性預期，都會對政策實際效果產生復雜影響。實際上，各種各樣的政策信息只有在適度、充分、透明前提下，向公眾傳遞，才能達到較好效果。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給公眾以信心，如果信息傳遞不準確，則可能產生嚴重后果。有鑒于此，金融政策制定者應把管理公眾預期放到更高層面上，充分重視政策的有效性和連續性、政策姿態的明確性等，而不能長期使用“積極”、“穩健”等內涵模糊不定的概念。當然，也要注意增加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如在美聯儲體系中有700多名經濟學家從不同側面服務于貨幣政策制定，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因此，未來的金融改革重點，應把過去偏重于政策和規劃的頂層設計概念，轉向法律意義上的制度建設。具體包括制度補位和制度創新。制度補位，就是按照市場經濟國家的通常經驗，我國當前確實有很多制度需要補，存款保險制度只是其中的顯例之一。另外，與存款保險制度相關的金融機構退出制度，規范民間融資的法律制度，對中小企業加以支持的法律制度等，在我國都迫切需要“補位”。由此，在未來的金融改革中，我們首先需要深入思考和梳理一下，究竟有哪些需要補位的重要制度。說到制度創新，現在比較熱的互聯網金融，在各國的監管制度都在變化當中，包括P2P網絡借貸和股權眾籌的定位等，我國也有完善相關法律的迫切需求。隨著網絡經濟、信息技術、支付體系帶來的沖擊和變化，在電子支付、電子貨幣等方面的上位法建設，同樣變得非常必要。

　　從整體上看，存款保險制度既是重要的金融安全網之一，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我國金融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需要強調的是，無論從金融基礎設施還是金融安全網的角度，還應進一步突出支付清算體系的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學者和監管機構開始更關注系統重要性銀行和投行所帶來的問題，但自2012年以來，各國監管部門越來越關注系統重要性金融基礎設施對于金融穩定的巨大影響。在我國，伴隨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對支付清算基礎設施帶來了更高要求。如果相關機制不完善、國際化對接不足、服務效率不夠，那么未來整個金融改革就將缺失重要的“安全網”和“基礎設施”。

　　可見，未來我國金融改革的路徑已很清晰：需從強調金融要素轉到強調金融服務功能。因為，過去的金融改革重點，更重視金融組織、產品、市場、價格、監管，未來則需要考慮，是否應更加著眼于金融服務功能的角度，例如貨幣功能，以及支付清算、資源的配置、風險管理、信息管理這些金融市場基本功能，然后再來探討圍繞這些功能的完善，需要怎樣的組織創新、產品創新。這當能大大有助于促進我國金融改革從供給推動轉向服務實體的需求推動，更注重金融改革對企業和居民的實際效果，而不再僅偏重金融行業自身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