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認名單正式公布，總計達57個。目前來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包含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有4國：中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二十國集團成員中有14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澳大利亞、土耳其、韓國、巴西、俄羅斯和南非。正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所表示的，亞投行是開放、包容的多邊開發銀行，雖然接收意向創始成員國已經截止，但今后仍會繼續吸收新成員加入。

　　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和擔當

　　亞投行是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根據2014年10月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總部將設在北京。

　　關于股權分配，亞投行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權。這意味著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幾成定局。當然，隨著成員國數量增加，每一個國家的股權占比都會下降，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作為第一大股東將為亞投行提供必要的資金，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是擔當。”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的這番話，實際向外界表明，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將會遵循國際通行準則，不會以老大自居。

　　中國一直坦承亞投行是個開放、包容的平臺，正是這種務實而真誠的態度，打消了很多國家對于是否應當加入亞投行的疑慮，出現西方國家搶搭亞投行“順風車”的場面。

　　中方作為亞投行發起方和東道國，擔任談判代表會議的常設主席，承辦會議的成員國擔任當次會議的聯合主席。秘書處從專業角度為章程談判提供技術支持。

　　據介紹，從組織結構上看，亞投行將設立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層管理架構。亞投行將是高度精簡的機構，從全球招聘專業人員，對腐敗實行零容忍。另外，亞投行不以減貧為主要目標，而是要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全球金融合作賦新意

　　亞投行的創立具開創性、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在于這一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是由發展中國家倡議、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平等參與。長久以來，“居高臨下”和“設置前提”等思維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揮之不去，“南北對話”實難暢通。而眼下，發展中與發達經濟體平等參與全球金融合作漸入人心。

　　南南可持續發展指導委員會亞太委員會主席蔡鄂生認為，中國倡議“一帶一路”戰略、倡導設立亞投行，傳遞出合作、包容、共贏理念。

　　這個“新”還在于亞投行專注于基礎設施，源于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改革開放30多年帶來的經濟騰飛，讓中國在發展理念和路徑上積累了較多經驗，其中，“要想富，先修路”，大力興建基礎設施可圈可點。在全球金融合作中，“南南合作”涉及務實領域，也包含經驗分享。可以說，中國的經驗分享將助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與繁榮。

　　據估計，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經濟體基礎設施如果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基建投資。專家普遍認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存在龐大資金需求，而現有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金規模都遠不能與之匹配。顯然，亞洲基建這一大市場商機無限，令亞投行成為區域內外經濟體謀求合作的新平臺。

　　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說：“亞投行不是一個政治產物，并不是根據政治利益或目的而產生的，而是出于亞洲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考慮。”

　　日本前財務大臣藤井裕久認為，日本應該加入亞投行，因為這將對日本包括土木在內的基礎設施行業帶來正面影響，而這些行業也對日本加入亞投行抱有期待。藤井強調，亞投行扮演著大規模合作機制的重要角色。各國建立友好關系是對和平作出貢獻的正確道路，這就要求日本須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攜手，推動亞洲地區共同發展。

　　原日本財務省財務官、不久前卸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的筱原尚之說，亞投行是亞洲國家的金融機構，日本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結果將是“不得不參加”。經濟學家加藤義喜也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討論的不是要不要加入的問題，而是何時加入的問題。

　　越南外交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陳越泰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亞投行具備諸多優勢，將促使國際金融機構推進改革和提高效率，并有助于增強發展中國家融資實力。

　　此外，外界今后還可從“創新”這個角度審視亞投行。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就表示，亞投行將是由所有成員通力合作共創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將會廣泛代表各成員利益，充分借鑒現有多邊發展機構的良好做法和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

　　全球兩大多邊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已表示，歡迎亞投行這個新伙伴并愿意與之合作。可以預見，世界將越來越多地感受到這股全球金融合作的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