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我國去年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全年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同比增長15.5%。若加上中國企業在第三地的融資再投資，則去年對外資本輸出規模為1400億美元。而去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1195.6億美元，同比僅增長1.7%。今年1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高達101.7億美元，同比增長40.6%，增速遠高于實際使用外資的速度，延續資本凈輸出形勢。而在2002年，中國全年對外直接投資僅為27億美元，短短12年間增長了40余倍。這一時期，央企成了中國資本海外并購的主力軍。而就在國家隊加速組團出海的同時，以平安保險、中民投等為代表的中國民營資本也顯著加快了海外資產配置步伐。去年剛成立的中民投日前在全球金融心臟地帶下注，砸下10億英鎊打造倫敦新金融城。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隨著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公共產品陸續付諸實施，預計中國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資本輸出國。

　　不過，就在中國五礦、中國人壽、國家電網、安邦保險、中民投等中國資本大舉出海并屢有斬獲之時，中國企業在希臘、墨西哥、斯里蘭卡等敏感地帶的投資或投標項目不時遭遇政治風險，聯想到幾年前中國在動蕩地帶的利比亞大當量投資所遭遇的資產沉沒，國人有理由擔心中國海外投資的安全。換句話說，海外投資安全保護已成中國資本走出去之后面臨的頭等大事。

　　海外投資并不僅是簡單的資本輸出，而是極為復雜的系統性國家戰略設計、實施以及體系保障。從歷史上看，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其資本輸出的同時亦伴隨著本國貨幣國際化的完成及海外軍事力量投送體系的建成。而今中國基于盤活龐大外儲的考量及日益增長的國際市場需求，向區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國元素的金融公共產品，并推動中國資本的大當量走出去，中長期來看確是中國提升全球價值鏈的內生性安排，亦是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之舉。但中國在謀劃布局資產全球化配置的過程中，須密切關注隨時可能遭遇的風險，亟待打造能夠確保海外資產安全的立體化力量保障體系。

　　先得承認，我國超高的儲蓄率及將近4萬億美元的外儲無論在國家手里還是在民間，確實需要通過合適的投資渠道獲得增值，至少是不貶值。因此，適當的資本走出去實際上是我國尋求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內生性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當然之舉。因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路徑是通過全球世界范圍內的投資嵌入到目的地國家，進而成為常用貨幣。換句話說，作為國家財富的表征以及參與全球資源配置的符號代表，人民幣國際行為空間如何直接關乎中國在全球頂層分工中的實際地位。在人民幣穩步推進國際化進而成為區域乃至全球功能性貨幣的過程中，亟需中國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打造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體系，或者說打造以人民幣計價的全球供應鏈，通過對境外企業的投資或參股，在供應鏈的上游為人民幣成為計價貨幣打下基礎;再配合國內爭奪鐵礦石、石油和黃金等大宗商品定價權方面的努力，提升人民幣在全球供應鏈的定價主動權。而加快區域經濟合作步伐，推進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代表的區域與國際經濟合作，在東盟、中亞打造境外“人民幣走廊”。并通過中非經濟合作，中國與東歐經濟合作，擴大對歐美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以及商業銀行國際化，擴充中國貿易與資本的行為空間，以構建人民幣全球清算、跨境投資、境外個人人民幣業務、人民幣衍生工具發展、跨境人民幣貸款等全球化業務體系，顯然是中國在謀劃并實施的國家大戰略。

　　但是，時至今日，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真正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力的國家只有美國。而美國之所以具備這個能力，得益于美國在戰后形成的一整套機制化霸權體系：通過左右一系列國際組織、機制和聯盟建立起了飽含美國意志的秩序范式，并憑借其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宰，制定著國際金融規則的權力圈與話語權，敲定了金融市場價格，把持著各種金融工具。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美國的國家利益首先表現為美國對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維系，其次表現為經由美元本位低成本地占有別國資源，或對外輻射經濟成本。因此，我國海外投資或運營公共產品仍然主要依靠美元來進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強化美元地位。而人民幣一旦進入美元的敏感地帶，必會遭遇強烈反彈。另一方面，我國短期內又很難找到破解既有或潛在投資目的地國政治風險的方案。一旦出現目的地國政權更迭、內亂、本國保護主義或外部壓力，極有可能使中國資本全球配置的努力大打折扣。

　　基于現實，我國在加快推動資本走出去的同時，亟須建立包括政治協調、商業合作、法律保護在內的常規性保障機制，更需彌補在軍事力量投送上的短板，確保我國在全球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航行權力，早日形成對中國海外投資保護的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