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全球局勢變遷最具敏感性觀察與前瞻性判斷的峰會，2015年達沃斯冬季論壇將年會主題定為“全球新局勢”，體現了論壇舉辦方尤其是施瓦布先生對由諸多復雜因素糾合而成的今日世界變動脈搏的精準拿捏與不乏國際責任感的心憂。作為本屆論壇最具分量的出席嘉賓，中國總理李克強在這個頭腦風暴高密度爆發的峰會上的主旨演講，若要濃縮成讓全世界都能聽得懂的語言，那就是：中國已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大國之一，盡管這個大國的經濟肌體并非十分健康，但我們對自身狀況有足夠信心。

　　差不多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國情咨文中，再次強調了美國對全球的領導權，諸如“問題不是美國是否應該領導，而是如何領導”，諸如“亞太貿易規則應由美國而非中國制定”，諸如“美國應該實施一種更加精明的全球領導權，將軍事力量與強有力的外交結合在一起，并且動感建立聯盟的方式來增強實力”，等等。一言以蔽之，對迄今仍是全球秩序主導國的美國來說，不容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中心挑戰其對全球事務的掌控權。

　　細觀自1913年美聯儲成立到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再到1973年宣告崩潰和牙買加體系接盤，及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解體后形成的“一超多強”(實則“一超”格局)格局，美國大約花了80年才搭建起基于硬實力、軟實力相結合而生的機制化超級強國體系，但正如保羅·肯尼迪早就警告的，美國和歷史上的英國一樣犯了力量使用過度的錯誤。今日美國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24%，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經濟實力強大到寂寞的超級經濟強國了。盡管可以依靠盟友的支持，繼續在國際貨幣金融與貿易體系中扮演絕對主導角色，但這種超越自身力量邊界的霸權之舉，很難持久。

　　世人清楚地記得，6年多以前的2008年9月，當全球金融危機席卷美歐，并在遭遇了戰后以來最大規模的“達爾文主義”洗劫時，驚慌失措的華爾街金融資本和白宮政客們格外擔心美國會因此失去金融霸主地位。小布什總統與其閣僚日夜操心的是如何在現有機制化體系內穩住美元基本盤，進而轉嫁金融危機。隨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所謂的7900億美元一攬子救市計劃、量化寬松(QE)、債務上限談判、“財政懸崖”乃至博眼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回流、出口倍增計劃，等等。今天看來，所有這些舉措，真正能算得上治本之策的并不多。世人由此倒是看清了一個嚴酷事實：作為全球掌握核心金融信息最多的國家，美國在國家層面的道德風險持續泛濫，不僅無法承擔起全球經濟穩定的重任，而且一再把金融玩得最徹底也最無恥。一如基辛格所言：“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事實上，美國政府對美元債權人的口頭承諾早被證明是一種國家級“忽悠”。在經濟實力相對下滑且國際責任感下降的今天，世人再不能指望美國會對美元發行承擔相應的責任。美國也許還能憑借暫時的競爭優勢維持一段時期的美元本位，從國際貨幣均衡角度看，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由目前的單極霸權向均勢結構變革乃大勢所趨。美國可以推遲這一天的到來，但無法改變趨勢。國際金融格局顯然不能長期處于個別大國獨家壟斷的失衡狀態。

　　另一方面，經濟總量與美國并駕齊驅的金磚國家，盡管在實現本國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上難免遭遇曲折，例如俄羅斯，其本國貨幣盧布在并非十分惡劣的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中，之所以淪為市場棄兒，表面原因是能源主導型的單一經濟結構被油價暴跌高度綁架所致，進一步的原因，是地緣政治危機引致的西方經濟制裁惡化了俄羅斯的經濟預期，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元走強對新興經濟體資本的大規模席卷，而根本原因在于俄羅斯沒有建立起基于強大實體經濟和有效金融力量工具而形成的“金融資本力”。足見殘酷的國家競爭從來沒有浪漫。但從國際力量變遷的趨勢來看，一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進入工業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則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肯定不會不滿足于對既有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小修小補，而是基于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

　　換句話說，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在愈益不確定的經濟世界里，不斷呈現出嚴重的功能性缺位。將世界經濟的繁榮穩定尤其可持續增長寄托于早已瓦解但陰魂不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身上，顯然是追求一國之利的狹隘之舉。基于日益壯大的經濟實力成長和國際需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向區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發展中國家元素與范式特征的公共產品，既是新興經濟體與相關經濟伙伴謀求共贏的制度安排，亦是他們作為負責任大國展現相應國際責任感的重要平臺。未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當會著力提升全球性公共產品的設計與供給能力，亦會在強化現有機制化平臺的基礎上，有序擴大本國的國際行為空間，以擺脫美元的戰略鎖定，進而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貿易體系與金融體系。